河北法政大学出国留学申请 上海外国语大学哪些专业最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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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有十大汉奸，分别是： 1、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3月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武昌起义后获释。曾任《民报》主编。1924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7月广东国民*成立，被选为国民*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宁沪汉三方合流后，任南京国民*委员。1931年5月，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与南京国民*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38年12月29日，发“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国民*，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4年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 最初动机:为当国民*主席，争权失利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主席 最幸之事:三次遇刺，大难不死 最终下场:命丧江湖郎中之手，死后焚尸扬灰 2、曹汝霖 （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春任清*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6月10日北京*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死于美国。 3、周佛海 （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加入*。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中央执行委员、汪伪*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4、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随汪公开投降日本。汪伪政权期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被*当局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5、郑孝胥（1860～1938）近代诗人，书法家。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宣统三年(1911)，为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最后叛国，追随日本侵略者,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 6、章宗祥 （1879—1962）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国家*，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下，北洋军阀*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7、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 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国贼。6月，被罢免。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汪伪国民*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8、褚民谊（1884-1946）著名业余昆曲家、*元老、日伪汉奸。原名明遗，字重行，别署乐天居士。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径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满革命。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返沪，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1912年5月任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总务长。9月再度赴欧。1915年春回沪倒袁，9月三度赴欧。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年底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1月在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7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1928年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32年1月汪精卫任国民*行政院院长，褚任院秘书长。1937年上海沦陷前，任职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未西撤。1939年5月汪精卫赴上海，遂成为汪伪*核心人物之一。1940年3月底伪国民*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伪外交部长，12月任驻日“大使”，1941年10月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在协会内设戏曲组，由溥侗指导拍曲和彩唱。1942年褚曾任访日特使，日本天皇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1945年10月14日在广州被军统局诱捕，1946年8月23日以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被枪决。终年62岁。 9、江朝宗 （1861-1943年），行名世尧，原名雨丞，民国时改字澄，道号大中，斋名四勿轩。因排行第四，世称"四先生"。旌德江村人，寄居六安州麻埠镇（今属金寨县）是北洋军阀重要人物。江朝宗早年家贫弃学，入清末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之麻埠继勋典铺习商。清光绪十年（1884年）赴台湾投刘（当时刘督办台湾军务）参与抗击法军。刘部克复基隆后，江被升任海军管带。次年，清*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后，江返内地办理江南等地赈务。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时，随袁世凯出关，负责前敌饷械及侦探敌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江负责处理直隶、山东沿海地区义和团和教民之间纠纷案件。光绪三十一年，江留办京畿冬防，协同守卫皇宫禁地，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保奏，以知府留于直隶委用。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江朝宗为该处成员之一。1917年，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黎召"辫帅"张勋入京调停。张率兵入京，逼黎以解散国会为调停条件。时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于是江朝宗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国务总理，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命令解散国会。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6月24日，江宣告卸任。后被段祺瑞作命为将军府"迪威"将军。1921年，江朝宗保荐许世英为安徽省省长，自己则以"太上省长"自居。此后，江虽失掌军政大权，却以前清遗老、民国伟人、社会名流自命。“七七”事变后，他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由于他是在日本投降前病死的，所以还举行了一个较为“体面”的葬礼 10、齐燮元（1879年 一1946年），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光绪年间秀才，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民国年间，所率部队屡战屡败，然而职务却由旅长累升为副司令。1937年投靠日本侵略者，1940年被南京汪伪*任命为 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1946年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田氏双烈——田淑扬、田激扬，是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人。辛亥革命时期，他们为救国救民英勇奋斗，前仆后继。

田淑扬生于1884年，字亚豪，在家排行老三。1905年，在长兄田仲扬的影响下，考入南京南洋将弁传习所。1906年，为了响应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部分会员回国，策动长江一带革命。孙毓筠、柏文蔚等策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举行起义，田淑扬为联络此事而积极奔走。12月，因计划泄露，田淑扬辗转来到安庆。不久，田淑扬加入安庆新军，担任步营弁目。1908年11月，田淑扬参加了安庆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田淑扬避走江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各省纷纷响应。田淑扬奉同盟会之命返回凤阳组织江淮义军，11月，与进攻凤阳的淮上军里应外合，占领了凤阳。此后，田淑扬担任淮上军营长。

凤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两江总督张勋闻凤阳被占领以后，深恐后路被切断，于11月14日进犯凤阳临淮关。田淑扬问讯后，率部迎战，与援军一起鏖战了两昼夜，全歼来犯之敌，保住了临淮关。12月，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张勋率残部沿津浦路北窜。田淑扬率淮上义军在临淮关南岗阻击清军，经过奋战，义军弹尽粮绝，田淑扬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田激扬生于1890年，字昂甫，排行老四。1906年，田激扬应其长兄田仲扬之召，前往安庆，并考入安徽省陆军测绘学堂。在田仲扬的引荐下，先后加入岳王会和同盟会。9月，田激扬被选入马队弁目训练所学习。1907年初，田激扬从南京来到安庆，不久任新军步营弁目，同年4月，田激扬因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被选派充任新军马营弁目。他到任后，与同在马营、炮营活动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范传甲等人经常聚会，商讨反清大事，先后联络了数百人加入了岳王会。1907年6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田激扬愤而立誓：“杀身成仁，以敬伯荪之志！”1908年11月，田激扬参与领导了被誉为“步徐公之后尘，启武昌之先声”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熊成基、范传甲、田激扬等认为这是起义的绝好良机。11月19日下午，熊成基等10余人在安庆叶氏会馆举行秘密会议，最后拟订了十三条作战密令。当晚九时许，田激扬布置好起义事宜，十点整，马营与炮营的官兵以点火为号，1000多人杀向安庆城。然而，由于清军早有防备，城内的起义军无法接应，城外的起义军苦战一昼夜，攻城不下，遭清军围困。起义军只得向庐州方向撤退。田激扬突围以后，辗转返回凤阳。清军获悉后，赴凤阳缉拿。11月27日，田激扬被捕，不久英勇就义，时年18岁。

为了表彰田氏兄弟，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呈请孙中山大总统批准，追授田激扬为陆军上将，田淑扬为陆军中将，并在凤阳城内建立了田氏双烈祠和大汉忠烈祠。墓志铭曰：“神州魂，义士血，淮山淮水增光烈，朊匕平原奠汝血”。1984年，经安徽省人民*批准，田氏双烈士墓迁入凤阳革命烈士陵园内，供后人瞻仰。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清*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使得幼年的李四光就萌怀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祖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来到省城武汉，顺利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尚未毕业的他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李四光抵达东京，入宏文书院学习日语。

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李四光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中山先生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更加坚定了李四光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李四光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他参加清*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清*被推翻，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1913年7月，李四光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他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从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先后邀请了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名曰交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意见。李四光作为首批邀请对象到了庐山。李四光也想了解一下国民*对抗战的态度，所以，上山后他先是拜访了曾经与其在日本、南京有过交往的汪精卫。一见面，李四光就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观点，而汪精卫却大谈不能打的道理，使得李四光非常失望。当蒋介石、汪精卫正式举行谈话会时，李四光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由于李四光不*蒋介石的账，加上他一贯反蒋，当传来蒋介石要抓他的消息后，为了家人的安全，李四光全家搬到了农村。农村幽静的环境，更让李四光静下心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煤油灯下，他完成了《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等论文和著作的初稿。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却从未中断过自己的科学研究。1941年，李四光获得“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奖金。

随着国民*还都南京，地质研究所也迁回南京。1946年11月，李四光乘船由重庆准备回南京。这时，*挑起的内战已经打响半年，使得他对蒋介石彻底绝望。抵达南京时，尽管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码头迎接，但李四光却不下船，直接去了上海。1948年2月，李四光应邀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年会后，没有立即回国，而暂时移居海外。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国民*要员开始纷纷南逃，地处南京的地质研究所也被通知搬到广州中山大学。在国外的李四光得知消息后，连续写信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希望同事们设法阻止地质研究所南迁。由于李四光的强烈反对和研究所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研究所最终留在南京，解放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周恩来指示郭沫若一定要同仍在国外的李四光联系上，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郭沫若遵嘱，给李四光写了请他回国的信。南京解放后没几天，陈毅司令员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询问李四光的有关情况后，明确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欢迎李四光回国。

正当李四光在焦急中等待起程的时候，逃到台湾的*当局策划了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他们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如果不办，就要扣留他。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了英国。当*驻英国大使馆派员来找李四光时，他已经到了法国。1950年4月6日，李四光携家人安全回到国内。他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对“中国贫油”论提出挑战

旧中国有三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矿产测勘处。通过调查和征求地质工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政务院批准建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方案：一会，即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后改为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二所，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即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

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后，我国地质工作和地质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经济建设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52年8月10日，中央人民*第十七次会议又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从此，李四光走上了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重要岗位。

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之前，国外的所谓地质权威们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肤浅研究，曾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总之，中国是一个贫油国。这个结论当时为整个中国地质界所相信，唯独李四光对此持有异议。

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贫油”的定论提出了挑战。1935年他再次提出中国可能找到石油。但是，要推翻权威的定论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石油生产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瓶颈。*主席曾亲自把李四光叫到*，十分担心地问：“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新中国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李四光非常明白主席此话的分量，他要为领袖分忧，而领袖的信任，更成为他努力向前的不懈动力。李四光一直不同意“中国贫油论”。一次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报告时，根据自己的地质理论，扳着指头说，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第一，青、康、滇、缅大地槽；第二，阿拉善陕北盆地；第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李四光的报告给人们以鼓舞。他在详细地分析这三大含油远景区域的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伊陕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1956年3月，他出任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在他的指导下，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开始了。通过普查，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含油远景区。

根据李四光的理论，中国石油大军开进了松辽平原，开始了大庆石油会战。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分析是科学的。1960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一年。然而就在这一年，大庆油田会战却取得了重大胜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大量能源的时候，由于广大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64年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人民代表，李四光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期间，*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一见面，毛主席就亲切而幽默地对他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正在练太极拳的李四光还真的以为*问他打太极拳的事，就连忙解释说：“前几年动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其实，*所说的打太极拳是指找石油，是对李四光为中国找到石油所作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到这里，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李四光青春焕发，扬眉吐气，感到腰板硬了，信心足了，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他说：“就一个世纪来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

1958年12月，党组织根据李四光的申请和表现，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从此，李四光就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了。那一刻，这位身经两个时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学家陶醉了，他感觉有莫大的幸福拥抱着他。当时已临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竟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他似乎浑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很多人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这项工作，后因战乱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

1953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里。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有一天，在北戴河海滩边，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当地渔民告诉他，日本人占领时期，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当夜，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这等于延续了他20年前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1955年1月15日，*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毛主席在会上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的铀矿石？”

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李四光他们当着*人的面对矿石标本进行了一次现场测量，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就产生了信号。

毛主席见状非常高兴，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此后，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曾任1956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还亲自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进行讲解和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品位高的铀矿床。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是不难推想的。

晚年潜心地震研究

李四光回国后，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20世纪60年代，有关方面曾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他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在紫竹院北面的小楼。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择地而居，必然捎带关及“水土”，选象鼻子沟是如此，选此地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这里不失为一处“风水宝地”：门前有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有人测量过，这棵树干周长9.8米，树高约27米，树冠荫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传说当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寺，北面是法华寺，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明朝大太监刘瑾等。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这块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李四光对于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时，他就亲任主任委员。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灾区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周总理几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事情，李四光都参加了。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四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受总理两次到邢台视察的强烈感召，李四光也到了邢台地区考察，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李四光提出，地震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地震这个地下“敌人”的潜伏场所，并监视它的活动，为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服务。

1968年，盛传北京将发生强烈地震。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请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这次会议是研究国务院接到的有关方面的报告，说当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居住。事关重大，总理把李四光请来，就是想听听李四光的意见。

李四光仔细听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又给北京地区的一些观测站打*询问是否出现异常现象，各地都回答尚无异常现象。这时，李四光才对总理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察，有大震，一般都会有变化。根据北京各观测站观察的结果，今天晚上不一定要发出警报，当然要密切注意。

周总理觉得李四光的分析很有道理，就同意了李四光的意见，当晚没有发出警报。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北京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行动。

李四光的科研成果为党中央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引起了*主席的注意。1969年5月的一天，李四光被毛主席找去谈话。他们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临别时，主席对李四光说，我很想看你写的书，能不能送几本书给我。他请李四光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

李四光问：“您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

毛主席用手画了一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的资料。”

李四光非常感动，认为这是毛主席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因此，李四光亲自选编了七项科学资料送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

李四光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院士(原称学部委员)，全国科联主席、中国科协第一届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副主席。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1920年，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8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在近80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这首小提琴曲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李四光待人和蔼、慈祥，不摆架子，无论对下属，对身边工作人员，对保姆，都一视同仁。因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无所顾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任大家，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

李四光晚年仍在密切关注着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给儿女留下遗嘱，谈的是他最后几年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周恩来总理在李四光追悼会上含泪读了他的这封遗嘱，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在追悼会结束时，周总理指示李四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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