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出国留学怎么申请 专科可以到国外留学吗 出国留学优势有哪些

专科可以出国留学吗 据了解，大专生是有很多机会出国的，例如英国就接受中国的大专生，大专学生到英国可以读本科的最后一年，拿到英国大学的本科学位之后再去完成研究生学位，又或者可以衔接一年的硕士预科，之后直接进入到硕士课程。不过开设专升本的院校较少，专业选择上也会有所限制。入学门槛不高也成为部分国内专科生到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的主要原因，申请英国留学的专科生一般要求70~80的平均分，雅思成绩达到5.5分、单项5.5分以上，都可申请硕士预科。

其次还有澳大利亚也是接受国内大专生的，国内大专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澳大利亚的硕士课程，但对于申请专业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要求学生申请商科或者IT专业，建议学生提前了解申请院校的具体专业要求。平均成绩75分以上的学生，提供大专毕业证明和成绩单即可申请。

还有爱尔兰也是比较好的留学国家，不仅留学费用低并且接受专升硕，教育制度上与英国一脉相承的爱尔兰，同样可以通过“硕士预科+硕士课程”的方式，获得全球认可的硕士文凭。爱尔兰的专升硕项目主要针对商科专业的大专在读生及毕业生，要求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雅思6分以上，可以走无语言双录取通道。
出国留学优势有哪些
1、更强的学术能力

海外留学主张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学风严谨，教学体制灵活，理论实践相结合往往是这些留学国家的一大特色，老师鼓励学生发表自我见解，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个人自信。

2、掌握地道的外语

沉浸式的语言学习是每一个外语学习者梦想的语言学习环境，留学恰好能做到。完全浸入到当地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互动式语言环境相对于国内的填鸭式应试教育更有优势，使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更透彻、运用更灵活、沟通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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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校加持学历全球认可

考取海外名校的较高考升学难度低，留学名校多有百余年的教育发展史，拥有世界顶级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学制短含金量高。教育机构均有明确章程，保证教授高质量课程，颁发文凭全球认可。有更多机会获得高额奖学金，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4、就业深造机会更多

在企业看来，一个有留学经验的学生相对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更具有自信、独立性强、勇于挑战等好品质。学生通过在国外的学习，能够将中国文化与国外多元文化巧妙的融合，并且熟练使用外语，使其能够在国内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5、独立生活的能力强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孩子的自理能力是锻炼出来的。在国外提倡独立自主的环境影响下，孩子保证正常学业的同时还会勤工俭学，以减轻部分经济压力，这样就能够锻炼其独立生活的能力，这对孩子将来适应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王玉锁是一位妥妥的低调富豪。

2020年胡润百富榜上，王玉锁和妻子赵宝菊以700亿身家，蝉联河北省首富；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王玉锁及其家族则以64亿美元身家，排在第418位。

这份万亿身家背后正是新奥集团，旗下包括新奥股份、新奥能源、新智认知、西藏 旅游 4家上市公司。2020年其整体营收达到了1613亿元，而市值达1800亿元左右。

谁能想到，这位现年57岁的“燃气大王”，曾经只是一个背扛煤气罐的穷小子。

王玉锁青年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挫折中度过。

他出生于河北廊坊霸州，高考三次失败后，不想做闲人的王玉锁，开始自己倒腾生意。 他*过啤酒、葵花籽、女士背心……在跑出租车运输被拒绝后，只好去煤气站扛煤气。

都说“无巧不成书”，王玉锁跟燃气行业结缘，纯属偶然，或者说迫不得已更恰当。当时他因为做生意失败，还背上了2万元的债务。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王玉锁因缘际会下进入的这个行业，却刚好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

那是20世纪80年代，家家户户日常使用的多是煤，用煤气罐做饭并不普及。一个很好的佐证就是，当地的液化气只有在沧州任丘才能*得到。

这时候不得不提一句“善因结善果”。手头没钱的王玉锁，能在任丘拿下液化气灶具生意，还要多亏了他之前做的善事。他此前救下过的一个落水大哥，刚好是一家液化气厂的负责人。

这位急于报恩的大哥，二话不说便将液化气灶具赊给了王玉锁。靠着这份善缘，王玉锁做起了经销液化气罐的生意。

当时，王玉锁的姐姐在胜芳镇开了一家杂货铺，王玉锁便以此为据点，在外面挂了一张牌子，上书“预订液化气灶具，240元/套，包括10罐气，一个月内提货”。

一个月后，王玉锁便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3万多块钱。

做啥都赔钱的王玉锁，偏偏一接触燃气，就成了聪明人。

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给了王玉锁一个深度介入中国天然气能源行业的机会。

当时，民营企业承包气井尚属“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审批极为严格。王玉锁提交的申请已经被搁置了一个多月，却一直没有下文。

当时刚好主管局长来廊坊开会，王玉锁便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一直在局长开会的门外，站到了晚上10点，最终用五分钟陈述了新奥的优势，拿下了审批。

爱迪生曾说“好动和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王玉锁的身上刚好盛满了这一特质。

也是同一年，廊坊开发区开始搞建设，需要大量天然气的支持，拿下了气井的王玉锁，便成了很好的合作对象。在这期间，王玉锁还学会了怎么铺设燃气管道。 廊坊市也因此成为河北省第一个用上管道天然气的城市。

好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在拿下气井，给廊坊开发区输送燃气后，“西气东输”工程开始了。

不安于现状的王玉锁，照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盯住“西气东输”沿途经过的城市，拿下了该线路上的气井，并把新奥分公司在沿途开了一路。

从一个“负债万元户”，到经营出一家进入公共事业领域里的民营企业，王玉锁这一路走来，既有“天时地利”，更有“人和”因素。他身上那种“折腾”劲儿，才是成全他这份事业的支撑点。

2001年之后到2004年之前，大概是王玉锁过得最舒服的几年。

那时，他一手创立的新奥能源（前身为“新奥燃气”）以一介民企之身，将版图扩张到了60多个城市，并于2001年在香港上市。

公司上市，也意味着新奥结束了艰难拓荒期，进入扩张阶段。但王玉锁内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

这种焦虑一方面源自于王玉锁对公司长远打算的担忧。

当时的新奥能源，只是一个下游燃气服务提供商，其收入一部分来自于接驳费，即天然气管道进入新建小区内的安装费；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天然气的*收入。前者为一次性收入，而后者的费用刨除成本后，剩不下多少。

王玉锁的忧虑是，这种缺乏技术含量、简单的“*气”服务，会不会被随时替代。

*到王玉锁的另一导火索，则是外国厂家对他的“看不上”。当时，王玉锁看中了一外国厂家生产大口径储运天然气的压缩钢瓶的技术，就想用手里的市场去兑换，却被“放了鸽子”。

这件事让他明白，企业要想拥有话语权，手头就必须得有点独一无二的东西。

但新奥有吗？王玉锁陷入了深深地沉思。

当时新奥的现状是，供气来自于三大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但若上游企业看到了下游这块肥肉，也要进来，新奥根本没法阻挡。

虽然新奥的生意看上去铺得很广，但扎根的领域却是公共事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此外，新奥获得的城市管道燃气经营权只有30年。

细思极恐下，王玉锁坐不住了，在2004年向下传达了他向上游开发的想法。已经沉浸在“躺着赚钱”中的员工们，不单是不理解，更有极端的，还给王玉锁写信，要求他“停止慢性自杀”。

毕竟当时新奥的*收入只有25亿，但技术的研发就要21亿的投资。

但王玉锁的决心却异常坚定。

他随即召开了一次生活会，面对在场人员“不实事求是、好大喜功”的批评，他将自己的思考化作了三个问题一一抛出：上游如果介入，10年以后新奥*什么？20年后，新奥的品牌是什么？30年经营权到期后，新奥做什么？

这就是新奥内部著名的“新奥三问”。

随着这三个问题被抛出，会场陷入了长达5分钟的鸦雀无声。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新奥开始将步伐转向上游产业链，开始了长达多年煤制气等技术的研发。

做企业归根结底还是做人。

如果王玉锁目光短浅，安于现状，不管新奥拿下多少城市的燃气管道经营权，都只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燃气服务供应商，命运的喉咙始终被捏在别人的手里。

当然也就更不用说，把新奥集团打造成今天这样一个业务贯通下游分销、中游贸易储运、上游生产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和涵盖 健康 、文化、 旅游 、置业的生命 健康 产品链，以及智能互联网平台的大型能源集团。

王玉锁这种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意识，在以后多年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2006年，新奥集团成为石油三巨头之外，国内第四家拥有天然气进出口权的企业。值得高兴的同时，又有新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物流国际化，亟需海洋运力的支撑，此外，集团有一半业务集中在沿海城市，而海洋运输可以降低成本。基于以上考虑，2006年，新奥集团斥资7203万元，完成了对北海海运总公司的*。

北海海运总公司主营项目为海上客货运输、船舶修理和港口装卸等，旗下有多艘客轮、客滚船、集装箱船，客运航线为北海至涠洲岛、北海至海南。

这也为日后，新奥集团拓展 旅游 业务打下了基础。后来公司旗下登陆资本市场的“北部湾旅”（后来的“新智认知”），其业务范围就涵盖了海洋 旅游 、 健康 旅游 、智慧 旅游 ，主要经营北海—涠洲岛和北海—海南 旅游 航线。

旅游 服务是 旅游 运输向上游产业链的延伸，其逻辑一如当年王玉锁毫不犹豫地将脚步迈向上游清洁能源领域一样。

在完成上游生产开采、中游贸易储运和下游分销纵向一体化的清洁能源产业链的构建后，王玉锁开始琢磨下一步棋。

在一次活动上，王玉锁受到了互联网业内人士的启发：“你手头上有非常珍贵的资源，就是客户，你应该用互联网技术把1000多万的家庭客户连起来。然后你会发现，它的价值是无穷的宝藏。”

于是，新奥集团开始又一次转型，走上用数字转型传统产业之路。一直到现在，王玉锁仍在坚定不移地把新奥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上推进。

一个做传统能源产业出身的民营企业，居然走在了互联网前沿，这让人十分意外。公司甚至还瞄准了人工智能领域，并于2021年，通过让旗下的北部湾旅，*聚焦于智慧安全、智慧交通领域，并颇有名气的大数据行业应用公司博康智能，迅速实现跨界。

一路走来，王玉锁一直走在变革的路上。也 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大胆变革的精神，让他的人生，实现了“三级跳”，将廊坊市的一个小的燃气管道服务供应商，做大做强至一家千亿集团。

从2021年开始，王玉锁便有意培养自己的未来接班人——儿子王子峥。跟父亲高考三次失败不同，王子峥大学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后又出国留学，毕业后便被王玉锁安排进各个部门轮岗，以迅速熟悉公司。

这样走马观花式的学习，导致王子峥对哪个业务都不熟悉。2021年，王子峥向王玉锁提出了辞职，拿了几百万启动资金，去了北京中关村创业。他当年的创业项目e城e家如今已经随着王子峥的回归，并入到了新奥集团，成为其 健康 生活产品链的一员。

2020年，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0全球最有价值的50大公用事业品牌”榜单中，新奥集团排在第24位，比上一年前进了5名。

做企业最后还是做人。如今，新奥集团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能源企业之一，服务了上亿人。 以一介民企之身，成为公共事业领域的巨头，王玉锁一以贯之的“不满足”至关重要。

参考资料：

《王玉锁：不安与变革 | 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第一 财经

《中国燃气大王的传奇人生》，创业家

《父亲摆地摊起步，后创千亿能源帝国，儿子不接班还拿几百万去创业》，商业评说

（作者丨华宇，编辑丨韩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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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决不“混”生命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我的大学和你们很多人一样，被规划了。1996年，我被父亲选择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土木工程，进入我亲爱的母校，湖南大学。在那年的10月1号，也就是开学后一个月的日子，我刚刚结束完军训，吃完晚饭，我和我的另外九个室友，挤在那个晚上十一点断电、闷热的宿舍里，翻我们大学四年的课本，却发现它们都是对我而言，极其无聊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一直到熄灯，我点起来蜡烛，烛光摇曳，照亮我的天花板，也就是上铺床板，我隐约看到上面有一个字！我把手移到上面，看到一个大字，混！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遭到了命运的围困，而且好像还必须被围困四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尤其是当有一个一平方米大的“混”字，压在你的头顶的时候。

这样一直到晚上三点钟，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是潜意识最清醒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事情，我决定对我自己的生命发问：

古典，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什么生活，为什么你不去造一个？

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生命发问，这次发问改变了我的一生。

很多年后想起来，我依然对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心怀感谢，因为他翻身起床，问自己，如果2000年，大学毕业结束那天，我觉得此生无悔，那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他慢慢地听到内在的回应，他记录了下来很多答案。有些比较平常，比如过四级，考驾照，有些很有趣，比如说学习功夫、搞乐队和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还有一些看上去有点遥远，流浪一个月，骑单车去北京，去全世界最高和最深的地方。

从写下这些文字开始，他的生命开始改变。

我过了四级，学会开车，向我喜欢的女孩子表白。我开始搞乐队，我开始学习功夫。在1998年的夏天，我和两个朋友流浪，其中一个叫做小明，我们在整个路上骂骂咧咧，我们就这样打打闹闹地从长沙骑到北京，23天．8个省，1500多公里，到了北京，成为生死之交。我还有去我能找到最深的地方，江西萍乡的煤矿，在几个矿工的陪同下在地下400米的地方呆过一整天，感受喘不过气来的、墨水一般的黑暗。我想那是世界最深的地方。

最后等我划掉我的清单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西藏的珠峰，但是那个地方需要的钱和时间，是一个大学生所没有的。后来我离开学校，成为一名工程师。半年后，我离开这个行业，再后来，我失恋了，初恋的失败让我痛苦，希望逃离这个国家。

于是我来了北京，成为一名新东方学生。在我考完托福GRE，甚至拿到OFFER的时候，我又一次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想起来那个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

后来我留下来，成为一名新东方的英语老师，我开始攒钱，然后攒时间和工作后日益下降的身体。在2004年，我来到了西藏。这是珠峰大本营，海拔5500米，这是出发前的我，在雪线下面，珠峰的雪化成水流下来，变成这条河。绕过山头能看到洁白的珠峰，让我在爬的时候一直想死在那里。这里有一个邮局，里面*着昂贵但是销路很好的明信片——不仅仅是因为这是这里唯一的通讯方式，还因为上面的戳——珠峰大本营——你可以寄给你的朋友，你可以收藏，等你老的时候对你的孙子吹牛说爷爷当年也牛过，所以人们总会虚荣地*上那么几张。而我一下子*了三张，一张寄给了我的母亲，她认定我会死在某个雪山上面，几百年后被挖出来，栩栩如生音容宛在。我说，爸爸妈妈，我很安全。一张寄给了我的部门主管，他听完我的计划，很怀疑我能否上暑假班的课，因为我用完了所有的积蓄，我对他说，我很安全，给我排课。最后一张，你们猜我寄给了谁？

我寄给了1996年,10月1号晚上湖南大学1-206室左边下面铺位的古典。我告诉他，谢谢你，你许的十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如果你不想要你现在的生活，你真的可以创造一个。

那么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我重新许下我的十个愿望，我希望成为最好的词汇老师，我希望帮助更多人成长，我希望写出10本能改变世界的书，我希望帮助更多人……对自己的生命发问，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且成为一个生活的高手——那些在生活的进攻之下，眼光炯炯，紧盯梦想的人。

后来的故事你们也都知道，我成为了一个不错的词汇老师，成为了新东方讲师的培训师，当有一天我意识到，告诉别人为什么要留学和工作，比帮助别人如何留学和工作更加重要。再后来，我离开新东方，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新精英生涯，帮助青年人在新的生活里做自己的精彩英雄。我写了《拆掉思维里的墙》，希望帮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自己的样子。

还记得那个功夫高手的隐喻吗？当你被生活攻击，请在接受攻击的时候，请紧盯那些字，并且大声地把他们读出来。

最后，让我告诉你关于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回答，如果我是那个高手，我会先走人房间正中，然后大吼一声！等到他们攻击的时候，打倒一个离我最近的人，然后扭头就跑，然后把那些目瞪口呆的攻击者都抛在脑后，我跑动起来，奔向那些字，大声地把念出来，让头发飘扬。

记得，当你被现实痛苦的攻击，请问自己，我想要什么？然后盯紧你的梦想，而不是你的敌人！

2生存逼着我成功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生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事情。

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没有一个有钱的爸爸，因此在大学毕业之后，需要自己去找工作。首先是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以后结婚了，大部分人也和我一样，没有找到一个家财万贯的老公，两个打工仔加在一起，开始为自己的小日子谋划起来。要*房子，有了孩子，就要为孩子上学打算……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还记得自己刚刚到深圳的日子。那段日子，让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生存。

因 为母亲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深圳去了，放弃了在外资公司的工作，在母亲的公司帮忙。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那种皮包公司。我和母亲还有她的几个带着发 财梦来到深圳的亲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员工一起，在深圳的一栋民房里，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的人碰面。用母亲的话来说，生意就是这样碰出来，谈出来的。

我的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于是当她说，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深圳帮忙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去了。

记得当时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总是这样，每当我要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什么也不说，即使之后我碰得头破血流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我 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那一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 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母亲总是嫌我长得不漂亮，因为那样在她的眼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母亲对我说，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说我是 她的女儿，这年头，一个女人要做生意，要在这里混下去，不要让人家知道年纪，不要让人家知道婚姻状况会更加划算。

当时的我，真心诚意地想，这个从来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她曾经历过多么艰难的日子，我应该帮她。于是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在我房子的对面，是那些来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体宿舍。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都会看到她们很多人都是端着一碗白饭，就着一瓶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

而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发现，我的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埋单，但是在家里面，每顿饭总是节省到只有一个素菜、一个荤菜。

不过我的母亲是那种哪怕口袋里只有两块钱，也要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兜兜转转，她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

我的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她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面只剩下两块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因为我不知道，这两块钱用完之后，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母 亲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赚钱支撑这个家，同时也是支撑我自己。靠着同学的关系，我接到了一单礼品生意。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跑到别人的厂里和 别人谈判。不过他们很快看穿了我的底价到底是多少，这个合同签得有点灰溜溜。不过好歹有点钱赚，心里面已经算是很满足。

还有一次，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一百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却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存放起来，但是开始为仓储费发愁。

面对这一大堆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店一家店地推销。

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要面对别人毫不留情的拒绝，或者是那种干脆不愿搭理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个时候年轻，刚刚走出校门，反而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如果是现在，我真的很难想象自己，还能不能像那个时候一样，去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就这样，在炎热的天气里，有一天下午还下着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的饮料从后座上面摔了下来。那个时候，一刹那我感到一种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学那时候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软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扶起自行车，继续一家一家推销着我们的饮料。

最后，我记得，终于有一个好心人被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又赚了一点钱，可以解决一大帮人一个月的生计问题。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发现，原来我和我的母亲对于生活的价值观、生存的方式实在有太大的区别。

我的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举例。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多少多少的房产。

在我母亲的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因为只有足够的钱才能够生存。

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很有钱，倒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只是为了钱却并不值得。

我们闹翻了，从此我和她断了来往，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上海，于是我要在深圳从头开始。

为 了生活，开头的几个月，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还有国有企业的每天闲着没有事情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因 为要租房子，要应付日常的支出，因此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标准是工资是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的生 活重新走上了轨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没有选择来到深圳，没有跟着我的母亲的话，我会像我的不少同学那样，几个月下来，在外资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深圳的这段日子。

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如何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形形*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着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但是他们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为了生存。

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来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

我的那位同学，我们在深圳一起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络。

八 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一名编导，而我则成了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用五年的时间，从县城走进省电视台，然后又只 身来到珠海，从一名编外人员成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的整个过程。他说，深圳的那段日子，教会他，如何在艰难的时候，勉励自己一定要走下去。

4一个昆山小企业主的高铁之旅
价格、速度与*

亮银色的高速列车如剑鱼般横卧在轨道上，蓄势待发。

9点50分，徐宁来到北京南站，在自动售票机上*了一张车票。10分钟后，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G115次列车。

徐宁在江苏昆山经营一家IT产品包装企业。在这家只有100多名员工的“微型”公司里，他既是总经理，也是“业务员”，每个月都要飞行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间。两天前，他到北京参加一场展销会，“接了几个大单”。

这一天是7月7日，京沪高铁开通后的第八天。

“封杀”京沪航班

徐宁所在的3号车厢，是被媒体称作“可与空客A380相媲美”的商务车厢：24个座椅可以坐、躺、卧，配有多媒体触摸屏、阅读灯、电源插座、USB和网线接口等。据报道，这样的一个座椅“造价约16万，相当于一辆中档轿车”。

“财政部说，副部级的官员才能坐商务座”，徐宁打开电脑，念起了当天的新闻头条。

接着，他打开生产车间远程监控系统和ERP系统——这是他两年前花费数十万元请人开发的，“我在车间里安了9个摄像头，随时可以监督工人的进度。”

3G信号已经无缝深度覆盖京沪高铁，此前，中国电信宣布天翼3G终端在京沪高铁上可以顺畅地接打*、无线上网。“我在与不在，公司都在那里，运转如常。”徐宁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信息高速路与现实高铁一起包裹着他。

现在，列车正以309公里/小时的速度，呼啸着穿过华北平原，5小时后将到达13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虹桥。“贴地飞行”，这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形容。

为了这张北京-昆山的商务座车票，徐宁支付了1690元。他说，这个价格“很可以接受”——以前，他从北京回昆山需要先飞到上海，然后搭乘城际快车或汽车。根据东航的订票系统，头等舱票价为2260元，经济舱1130元，折扣最高不过八折。

今年6月，徐宁从上海飞北京与客户谈判，因飞机延误在机舱内等了三个小时，“一笔大订单就这样没了。”而根据民航华东管理局的数据，2021年8月以前京沪航班平均正常率不到50%。经过整治后，这一数字也只有72%。

“贴地飞行的高铁和一日千里的飞机，哪个更省时间？”7月初，上海铁路局宣传部副部长陈万钧发布了一条微博，称《法制晚报》两组记者同时从北京出发奔赴上海，结果乘飞机的那组因航班延误而比乘高铁的记者晚到了半个小时。

“坐高铁的时间，至少是可预期的。”徐宁正计划着，今后彻底“封杀”京沪航班。

现在，航空公司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压力。京沪线素来是一条“黄金航线”，每天平均有80多个航班，客座率保持在80%以上。2021年，这一条航线给东航贡献的利润高达9亿元，国航也在这条航线上实现了5.8亿元的利润。

然而，在京沪高铁开通的一周里，这条黄金航线的机票也*出了4-5折的“白菜价”。业内人士说，“京沪高铁真是从航空公司手上割肥肉啊！”

超前的高铁？

在设计施工中，京沪高铁的时速曾经从300公里/小时被不断升级到380公里/小时。很多人都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高铁试运行期间，前铁道部部长*喜欢进驾驶室，在驾驶员的身后大喊，再快些！再快些！

对此，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该社运营着日本最快的高速列车）的社长松本正之曾表示，“（像中国这样）将速度提升到接近极限的程度，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富有戏剧性的是，到开通时，京沪高铁的时速又回到了起点。专家认为，高铁降速正是出于安全考虑，但这种说法，遭到了铁道部的否认。

“还记得19世纪美国修建洲际铁路的好时候吗？我们使用了廉价的中国劳工来完成该项工程。现在，中国是否需要美国的1400万失业者去帮助它建设高铁？”坐在京沪高铁的商务车厢里，一名美国记者唏嘘不已。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调侃说，在发展快速列车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不过美国在另一个带“快”字的东西上略胜一筹：快餐。目前京沪高铁上提供的早餐，是美国人最爱的汉堡。

京沪高铁，被很多媒体比作“中国版的阿波罗登月”。但《*》说，它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好评。铁道部或许可以不计较为此背上的高额债务以及未来若干年不盈利的可能，而对于普通人，“高铁昂贵的票价已经触及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个痛处。”

徐宁所在的3号车厢里，20多个豪华座椅正寂寞地等待着那些想象中愿意为任何“奢侈品”一掷千金的豪客。而在其余车厢，一等座和二等座的上座率大约只有20%。网友戏称，京沪高铁是在“运椅子”。

“只剩G字头的票了？”学生模样的赵飞宇站在北京南站的售票窗口前，售票人员告诉他，当天的动车票早已售罄，只能*隔天的票。他觉得，自己“被高铁”了。

目前，上海虹桥至北京南每天运行41对时速300公里的G字头动车组与3对时速250公里的D字头动车组。原来的5对“夕发朝至”动车组全部停开，2对“夕发午至”的T字头特快只保留了1对。而且，价格“亲民”的T字头和D字头往往“一票难求”。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坚指出：“拥有基本舒适空间的廉价交通更适合中国的普通旅客，他们并不愿意只为节省几小时，就多花3倍甚至更多的钱去购*高铁车票。”

列车快速地穿过沧州、德州、泰安、曲阜、蚌埠、镇江，一路向南，沿途可以看到盖了一半的高楼，以及曝晒在烈日下尚未完工的公路——虽然在那些早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上，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车满为患的场景。据媒体报道，在京沪高铁沿线，有16座新城已经破土，各地*都寄希望于高铁能够招商引资、盘活当地经济。

《华尔街日报》报援引了蒂姆·斯塔莫斯撰写的一篇文章，描述他在一个高铁站点的经历：“整个车站的三层楼都铺上了昂贵的大理石地砖，它们被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斥巨资建造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车站，站台上只有一列火车，车站内几乎没有任何乘客在候车。那种氛围就像是被僵尸突袭后的纽约中央车站。这真是中国人心态的最好例证──只要造好了，自然会有人来。”

《华尔街日报》对此评价说，中国或许建设了一个过于超出现时需求的铁路系统。

京沪高铁的列车还在狂奔。15点15分，列车驶进了昆山南站。车门敞开着，像极了一张张饥饿的大嘴。徐宁拎起行李箱，大步走下车去。不远处，只有田野、空旷的公路，和一幢等待封顶的大楼。

中国高考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
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110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的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何时开始拐弯的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他们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他们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后来一批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这种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千二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人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苏联败给美国，即在教育不合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神话中不可自拔。

1958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一位苏联大学生和一位美国大学生。杂志得出结论——苏联学生各方面都更优秀。这是一种预设了答案的比较，因为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美国科技和教育界都感受到空前的挫败感。然而时间证明，以为国家工业建设培养“一枚螺丝钉”为目的的教育体制，最终败给了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体制。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的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其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普通的尺子去衡量所有人。

此后，中国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中国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人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授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生应该是“多边界”的，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要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择，当然也无法对产品负责。

“赢在起跑线”：高考异化下延

那么，理想的招生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教育学家储朝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谈恋爱，学校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学校。本来就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而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

恢复高考之初，中国的招生制度虽不能保证有效地筛选人才，但至少公平。从委培、保送到各种加分，包括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实际上都稀释了考试的作用，让有钱有权的人左右录取结果的机会越来越多。有统计说，现在中国农村的学生要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高15分才能进入同等学校学习。许多家长担心高考是否公平，但他们不了解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异化，从而造就了种种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制度异化已经向下延展，从高中延展到初中，甚至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便是异化的产物。重点学校的教师有些拥有高考的出题权，他们可以参与题库的制定。家长千方百计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不是为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只是希望孩子距离高考考题更近一些而已。

畸形的制度造就了不少中国特色的教育词汇，例如“赢在起跑线上”。据说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人读澳大利亚的一所个学，上课第一天老师试探性地问学生：“3+3等于几？”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答得出来。之后老师又问了几个数学问题，这位学生都回答正确。当天学校就找到这位学生的家长，问他们是否虐待了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让小孩子学习这么多不必要的知识？

人类的大脑需要20年左右才能发育成熟，但为什么要让许多大脑、思想未成熟的孩子18岁就参加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西方主流教育体系大多存在预科制度，学生进入大学先学习一些基础性的科目，第二年再选择专业，这等于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规划自己的人生。像法律和医学专业，往往要求学生大学学习两年甚至本科毕业之后，才能申请入读。或许，这才是对人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