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南大学留学费用 香港浸会大学简介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破除封建恶习

⑴阻止杀婴 中国自古就有杀婴的恶习，尤其对女婴更是如此。基督教关于生命神圣及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大加快了社会陈旧观念的改变，今天这种恶习已经很少看见了。

⑵废除缠足 缠足这一恶习在中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妇女将脚趾（除大脚趾）用布紧紧裹起来，使每只脚上的四个小脚趾向下折曲，抵住脚底的肉，阻止脚趾长大。慢慢地，脚后跟被迫向下，脚背隆起，看上去像一个握紧的拳头。裹足会导致脚肉腐烂，脚底大面积坏死，严重的时候脚趾会一个个掉下来。中国妇女如此摧残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男人。今天世人都知道这种行为的愚昧无知，可是在当时这一残酷的恶习深受欢迎，甚至那些受害者也盲目赞同。19世纪一些传道士努力想解开女孩脚上的布，但当他们转身刚走，那些中*亲们立刻又给缠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缠足这一恶习终于被中国*废除。基督教文化对这一恶习的废除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林语堂所说，“基督教传道士用十字架废除了裹小脚”。1912年后，这一恶习仍苟延残喘了至少十年，格蕾蒂斯·艾伟德（详见下文）在山西传教时就曾担任过“缠足督查”。

⑶创办女校 中国古代有句俗语：“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家长很少同意女孩识字读书。这一恶习导致聪颖善良的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过着目不识丁、地位低下的生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禁锢，首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此后，随着传教士的增多及向中国内地不断传教，越来越多的女童接受启蒙教育，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

廿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此后，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该校于1913年由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联合创办。大学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包括中文、英语、历史、社会、音乐、体育、化学、生物、家政以及医学专科等，在国内外享有声誉。从1919年到1951年，毕业人数为999人。

⑷禁包办婚姻 中国古代盛行包办婚姻的恶习，正如俗语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孩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完全是封建恶习的牺牲品。随着基督教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文化的传播，包办婚姻的恶习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今天，在中国《婚姻法》中已经明确禁止了包办婚姻。

⑸破除崇拜偶像 偶像崇拜在中国古代相当盛行，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认知能力的有限，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民众只有将希望寄托给泥塑木雕的偶像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其禁拜偶像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以及其他宗教的仪式发生了重大冲突，甚至因此被禁教。但是基督文化不单是一种宗教文化，它与近现代文明的传播相伴而行。随着普及科学文化，开启民智，倡导*共和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破除偶像崇拜也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接受。尤其是一些历史伟人（如孙中山、洪秀全等人）公开反对偶像崇拜，使破除偶像崇拜的观念在主流意识领域为民众接纳。

⑹废除一夫多妻 在中华民国以前，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婚姻观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羁绊，开启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0年民国*公布《民法》，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除上述的各种封建恶习外，其他还有如算命、烧纸、欺负孤儿寡妇等恶习都在基督教影响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2、树立科学与*观念

明末清初，中国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近代科学无疑是最先敲醒中国这头沉睡狮子的砖头。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天文、数学、物理、哲学以及历史等学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传播。

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近代科学。利玛窦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601年他向明神宗献报时自鸣钟、雅琴、万国图志等礼物获得在京永居权，此后大量著书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理化等方面知识，如他与中国人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 《浑盖通宪图说》 、《乾坤体义》等，他的 《山海舆地图》 经校阅增补后，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多次刊印。他还著有《交友论》，在书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捏卡、奥古斯丁等西方哲圣，他还做《西国记法》、《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等书传授西方的其他知识。

紧接其后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以及医学等部门科学都做了大量介绍。比如汤若望在其所著《历法西传》2卷中介绍了托勒密的 《天文学大成》 ，哥白尼的 《天体运行论》 ，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等。其编制的 《西洋新法历书》 100卷，直到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南怀仁曾编撰了数种地理学著作、绘制了数种地图，如《御览西方要纪》、《坤舆图说》、《坤舆外纪》等，它们成为17世纪地理学和地图学在中国发展的标志。南怀仁在《仪象志》和《穷理学》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今天在北京古观象台还陈列着他设计监制的仪器。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为方便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他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开办第一家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又与人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并使中国第一次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该书受到恭亲王奕䜣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与此同时，以奕䜣、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看到西方的科学确实先进，认清历史发展潮流，创办了江南机器*总局等近现代化企业，总局下设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并聘请了许多外国人才进行翻译和教学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详见下文）。在1868年-1907年之间，总局译书达160种，除以军事科技为主之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翻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传教士大量普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政治的气息。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强调人人平等的关系，启蒙*政治理念，开展教育和慈善事业，这一切都给封闭许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和决心。受基督教中文传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科举失败的洪秀全加入明室后代朱九畴所创立的上帝会。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摧枯拉朽般将本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眼见清*已无出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希望中国效仿英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 《泰西新史揽要》 、《新政策》等20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影响很大，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颇深的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领导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

此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和科学（也称“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根源还要追溯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思想文化启蒙。

3、培养现代人才

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就开始为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最早应从明末利玛窦培养徐光启开始。清初汤若望等人培养的一批中国科技人才在鳌拜大兴“历狱”中惨遭杀害。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该校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1847年4月，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黄宽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其归国前即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数年后由其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得以实施。从1872年至1875年，清*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是一位叫金雅妹的孤儿，她由美国传教士携带和资助，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1862年清*为培养外交人员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最先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习均聘外国人，其中大部分外国人是传教士。1867年增天文算学馆。1869年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1898年，丁韪良又担任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排外事件。1902年，清*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面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将中国清*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总统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7月11日，美国正式决定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清*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几百年来，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培养近现代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呕心沥血，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其行为和精神可敬可佩，真正彰显了基督的博爱精神。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知道或不理解他们的无私行为，或总是企图附加一些自私的念头给他们，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基督精神。中国能从封闭落后走向文明开化，中华民族能得以复兴，基督教传教士之功不可磨灭。

（三）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

1、学校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1882年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庚子事变后，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1919年美国和英国四个教会创办了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为美国南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2、医院

基督教会从马礼逊开始就一直采取医学传教，他们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的广州眼科医院开业，可视作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起点。该医局一直为广州及其附近的老百姓免费治病，赢得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好感。1859年1月，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并担任院长达44年之久。他曾声称：“为了基督，要爱病人如同爱弟兄。”他不辞辛劳地为人治病和传播西方医学科学，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培训西医150 人，编译西医、西药书籍34种，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喜嘉理牧师于1883年到香港，常往广东恩平、开平、新宁、阳江等地乡村传教。他“曾习医学，每下乡时，必俱备药料，救人疾危急，施药传道，两尽所能。”教会医院一般都拥有较高水平的医生、较好的设备、药物和护理条件，受到中国富有居民的青睐。医院则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但对贫苦的教徒，则减免其医药费用，以博取他们的好感方便传教。1903年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汲县创办的“博济医院”落成。该医院为扩大影响，宣布“贫困病人免费医疗”，前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1920年新医院竣工，博济医院迁此，改名惠民医院。1920年，河南彰德一代发生特大旱灾，灾后人穷病多，加拿大差会办的广生医院为群众减免费用，治疗疾病，优待产妇，设澡堂让妇女洗澡。1938年，广生医院门诊治疗病人11316人次，其中4776人为初诊，2645人接收免费治疗。截止1937年，中国一共有254家宣教医院，现存比较有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即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于1835年创办的眼科医局）、武汉协和医院（溯源于1866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建立的“仁济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前身为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出资创办的圣教医院）等。

基督教在华举办的医疗事业，其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出了宗教和治病的范围，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3、慈善机构

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曾创建各种辅助弱势机构，如孤儿院、盲哑学院、养老院等。由于历史原因，具体数字已不可考，个别散见于名人传记中。基督教早期在中国曾建立多家教堂，因为反对弃婴，珍视生命的教义，许多教堂都设有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如1877年李提摩太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和耶稣医院，还设立了小学和孤儿院。1896年，英美会为纪念女医生福吉丽，在成都四圣祠创办了第一家育婴堂。1910年美部会传教士夏呤美女士在福州岭下里创办福建基督教孤儿院等。有的传教士开设盲哑学院，如傅兰雅在上海开办的上海盲童学堂。

除基督教传教士分散的慈善行为外，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基督教差会会联合起来，以传教士为主体，共同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和搜集宣传灾区情况等活动。如1876年至1879年，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的特大旱灾，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三十余人。1878年1月26日，由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分别成立了救济团体。1920年这些团体在北京共同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国际救济团体，正式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为饱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同时也为中国本土的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

香港浸会大学(简称浸大)是一所具有基督教教育传统的公立大学，创校于1956年,是香港第二所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学府。下面就来和一起了解香港浸会大学吧!

一.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香港浸会大学秉承高等教育之使命，熔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理念于一炉，广纳贤才，致力教学与研究，服务社会，探求学术，陶冶情操，实践全人教育，追求卓越成就。

学校现有教职员工2727名，在读学生约5982名，其中包括4511名本科生，1471名研究生。 香港浸会大学位于九龙区心脏地带，交通非常便利。占地2，200平方米。

浸大社群及校园着力提供一个优良的学术环境，这不但有助学生的个人发展;亦有利于培养他们具备终身学习、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及提升他们的自信和专业技能。浸大拥有容纳千人的大学会堂和国际会议中心;提供学生宿舍，还有各种运动及文化设施，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二.这所学校在哪里?

享有“东方之珠”美称的动感之都——Hong Kong位于中国大陆东南端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组成。 香港现代气息浓郁，自然环境优美，精致小巧，富饶神秘，是镶嵌东方的一颗“钻石”。港岛风景并不以自然景观、文物古迹见长，她的魅力主要来自建筑的和谐与华美。在香港，既可以观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又可以获得商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享受;既可以沉浸在摩登社会的物质享乐中，同样也可以重温旧时代的朴真生活方式。在香港，您可以欣赏“香港艺术节”带来的高水平演艺节目，其中不乏世界级演出;观赏最具代表性的十五座建筑物,了解香港具殖民地色彩的独特文化及历史传奇;到古色古香的志莲静院一游，亲身体验唐代的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香港又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您可以在这里领略亚洲华尔街的繁华。

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全年温暖，雨水充沛，徜徉于闹市区之外的公园、公共绿地中，能够充分感受到香港这个繁华都市所包蕴的自然之美。

三.我能在这所学校学什么?

香港浸会大学有六所学院：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中医药学院，传理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提供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等各种学历的课程。

四.我要准备多少资金来留学?

总费用：120000 HKD学费：40000-60000 HKD食宿费：60000 HKK

五. 我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香港浸会大学一年两个学期，由每年九月始至翌年六月止。

本科申请截止日期为5月31日，研究生因科系不同，具体截止日期不同，但多数为1、2月份。

六.香港浸会大学以「全人教育」为其教育目标及理想，并致力培育同学在学问、专业技能和身、心、灵各方面取得均衡发展。同时，香港浸会大学非常注重研究工作。透过研究工作创造知识乃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教研人员积极地投入学术研究亦能为学生建立良好榜样，鼓励他们养成终身学习和对真理及知识的渴求。

专业推荐:香港浸会大学的文学、传媒、社会科学等比较好

就业含金量：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好，就业率95%以上本

高中读国际班是有很多好处的。

国际班的优势：

1、 国际学校 使用 美国大学 公认的 课程体系 ，如IB、alevel、AP等课程体系。学生每天浸入到如美国高中的学习氛围中，入学后会更容易融入美国本科的课程中。

2、A-Level课程最大的优势，是与国外大学实现无缝接轨。语言方面，外教全英文授课，强化英文同时也学会英文 思维方式 ，进入大学后适应很快。A-level课程里很重要的数理化等科目，有很多专用术语，高中开始接触，以后容易适应。

3、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他们没有高考的压力，参加ACT或 SAT考试 比较容易，理科优势通常也有更多的机会选修AP等难度远高于美高普通课程的先修课程。

4、教学方式，外教上课，教学方式完全西式，课堂注重小组讨论，合作完成课题。布置作业也是开放式，很注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比如商业课题，调查学校周边小店的经营情况。课本学的是文字，也许作业会要求用图表展现，强调知识形式的转换。

上国际班的注意事项：

1、国际学校会按照国外高中的 管理模式 ，从传统的严格管理逐步过渡到相对自主、开放式的学习，可能会出现学生会有很多自由时间，要不要学完全是自己的事，作业不一定偏少，但是每一项给你的时间都是足足的，而且你有机会把你的作业变得个性化。

2、中国学生在ACT、SAT或者TOEFL上虽然可以拿到高分，但是在美国体系课程中仍然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 人文学科 方面。

3、国际学校教学质量良莠不齐，有些老牌的国际学校招收生源质量一般，学校管理松散、学生在高中期间提升有限，升入美国前50的院校比例并不高。

以上内容参考 凤凰网-高中国际班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学习的？

十多年中国改革，反反复复，十几万海外中国留学生，徘徊傍徨。这气候造就了一批职业留学生。我不幸沦落其中。

我前后读过四所大学。政治经济学、工商管理、产权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可谓无所不包。踏进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后第一批凭考分入学的七七级学生。这是我的一读大学。八一年参加全国统考留学生行列，成为中国*后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之一，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大学获得MBA学位。这是我的二读大学。回国后在香港华润公司和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投资，贸易和高层经理三年多。不料被张五常教授的产权经济学迷上，成了他的门徒。这是我的三读大学。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把我引入了澳大利亚蒙纳仕（MONASH）大学的经济、商学和管理学院，继而喜欢上了杨小凯博士的数理经济学和劳动分工理论。这是我的四读大学。这十多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奈者如我，便走上了“躲进大学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职业留学之路，学校成了庙堂，成了我的避风港。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年（1992）就要完成博士学位，我终于得告别这种生活。说不出是留恋还是伤感，只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故写下这篇感受。

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在我所见过的大学中少有能比。三月樱花如炽，八月桂花醉人，珞山珈山泮东湖，疑是人间仙境。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本科寒窗。

武大几年的熏染，把我的视野从家乡扩大到世界。我在这里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黑格尔、康德、恩格斯、列宁、期大林、*、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名人名著上面都认真下过功夫。我的毕业论文《经济利益、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成为我那一届毕业生中秀的论文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系素有哈佛帮之称。数名五十年代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的教授，是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导师。虽然他们只能从批判的角度来教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我们所受之影响，却远远超过他们的教学目的之外。

在武大的老师中，刘道玉校长对我影响。我们学生都喜欢他、尊敬他。我与他也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他思想开放，知识面广博，极有雄心抱负。记得一次去武汉大学讲学，他来招待所看我，谈起他对治校的抱负，对武大校园的规划，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看法与引导等等，滔滔不绝。那些独到的见解和开放的胸怀，对我感染感很深。一听就知道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中国的传统，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制度与气候，是典型的超前思想。他没有教我经济学，但他是我最爱戴的老师。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离开武大的时候，我已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此时的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

比利时地处西欧中心，与法、德、荷兰、英国、卢森堡为邻。欧风最劲，文明鼎盛。首都布鲁塞尔有西方世界心脏之称。北约总部，欧洲共同体总部均设在此。布鲁塞尔近郊，有一小城名LEUVEN.世界最早（1420年建校）欧洲的LEUVEN大学就位于此城。LEUVEN城因LEUVEN大学而闻名，也以啤酒之都而享誉。我在这里渡过了难忘的两年半时间，至今回味，仍不禁沉醉其中。

LEUVEN校园中有一片古木参天的园林，我的居所就在这片园林之中。园中有中世纪的教堂，水车，古建筑。小桥流水，绿草如茵。林中更有野兔、刺猬出没，野鸭、靓鸟成群。我的MBA论文《区隔中国市场》就是构思于林中小路、溪边、桥上。我心中东西方价值相斗争，相激越的许多时光，就消逝于这片幽林的漫步之中。

在LEUVEN大学的近三年中，我饱尝了它严格与保守风格的滋味。记得刚踏进LEUVEN大学，第一堂课就是考试。这一下马威，几乎把我的信心丧尽。我在武汉大学所熟悉的马克思那一套完全派不上用场。虽然对西方经济学已有了解，但对西方现代管理却不知所云。故第一次考试，我砸了锅。我们被强迫在第一年内学完工商管理五年本科的课程。而它的学分考试制度严格得近乎残酷。只要期末考试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所有及格的科目得全部重考。这种株连九族的考试制度，真叫人胆颤心惊。第二年进入MBA课程，第三年写毕业论文。我则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这近三年的份量，已超过博士课程。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严格、最扎实和基本功的训练。公司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理论、行销学、财务学、会计学、国际金融与贸易、投资管理、股票市场、经济数学、管理数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概率论、计算机程序设计，几十门课程，我现在数也数不过来。回想起来，没有那近三年的严格训练，就不会有今天学习和工作上的得心应手。

我的价值观也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感到西方的商业技巧、策略、手段与我带去的中国的价值和道德相冲突。渐渐地，我几乎绝大多数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离开欧洲的时候，我的价值观已是中西相贯的混合体了。这也许就是杂交的效果吧。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VANDENABEELE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行销博士。他教我们的行销学。他为人很好，但出奇严格。记得一次他约见我，我只迟到了两分钟，他当即就取消了那次约见。从此，我知道了守时守约的重要性和规矩。我每次的作业、论文，他都给予细心的批改，错别字要求更正，不合要求的，必须重作。每逢节日，他都要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待之以丰盛的比利时餐（法国菜加荷兰菜）。他的妻子美丽娴慧，待我们极好。几个小孩都非常可爱。我从导师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学到了一些欧洲人的做人方式和生活习俗。

我在比利时还有一个比利时家庭，我被认为是他们家的一员。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我的同学，男的是一位英文教授。每到星期六，他们就会接我到他们家去晚餐，有时渡周末。由于有了他们，我在欧洲那段日子没有孤独感，充满了人间温暖与爱，差一点乐不思蜀了。

我也利用假期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苏联。欧洲留给我的整体形象是美丽、富饶、文明、友好，平静而带田园诗的色彩。在我看来，最迷人的城市是巴黎，最宏伟的首都是莫期斯科，最美丽的国家是瑞士，最值得一游的是奥地利，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是在伦敦，最文明友好的是比利时与荷兰人。

忘不了的欧洲，我盼望再见你。

满怀雄心投身实业，怀才不遇重入校门

一九八五年初从欧洲回到北京。我想找到一份能施展的工作。先欲进国家体改委走仕途，因不惯*的上班，转而从商。同年去到香港华润公司，公司条件不错，待遇很好。只是我感到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公司实情，许多建议不能被采纳。我写过长篇的改善公司管理的报告，也未能被接受，还惹一身“狂妄”之骚。我知道怀才不遇，是杨志*刀。我也知道那里不宜久留。故一面做生意，一方面利用假期，出差之余到全国去讲学。如首都钢铁公司、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北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汽轮机厂、亚麻厂、湖南轻工业学院、长沙市*等等，都是我讲过课的地方。在做生意以及讲学的活动中，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商和管理经验，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香港的朋友。这段时期，我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学术文章。

很快，我就找到一份薪金优厚的私人公司的经理工作，但因护照身份问题也只好作罢。

一天在《南华早报》上读到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论，从此迷上产权经济学。经过毛遂自荐，我成了张教授的门徒。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华润公司，回到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实业与金融投资。然后重新申请护照，去到香港大学。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五常教授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有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自从跟他之后，我观察世界就换了一个角度。我追随张教授两年，两年中，我几乎读完了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相关的所有重要文章与书籍，其中大多是张教授推荐的和规定的必读文章。凡他的课，我也从没有缺席过。这两年使我系统地了解了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仅如此，从平时张教授的言谈中，也使我受益非浅。

第一次见张教授，是他请客，在餐馆会面。在坐的还有林保华兄。那次主要是谈经济学的问题。他写给我一个一般的生产函数Q=Q（K，L）。他说，教科书上的这个生产函告诉我们，产量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它们之间是一种纯技术的关系。给定一个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就有一个产量与之对应。然后他问我：建国，这生产函数的毛病出在哪里？我说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哈哈一笑，说：要明白这个问题，就得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产量不仅由劳动和资本的技术组合决定，也由资本和劳动的合约安排决定。给定技术组合不变，只要变更合约安排，产量就会改变。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不同合约安排的经济效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又有一次，我以蓝渊的笔名为九十年代写经济分析文章，写完后给他看。过两天他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建国，写文章前不要有磨斧意识，没动笔就有砍人的倾向，文章就难以写出水平来。写文章时要能跳出来，心平气和，分析就会客观而有深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怡先生多次说他喜欢我的文章，他后来知道了我是张教授的学生，文章受到老师的影响。

张教授的为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帮人诚恳、教人不倦，为人帮忙，从不记在心上。他是那种豪爽才气溢于言，喜怒哀乐行于色的性情中人。他多才多艺，文章、摄影、诗词、鉴赏古董无所不精。他有时有感而发会显童稚之心，流激动之泪。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随他去北京、杭州、温州讲学，随行的还有林保华、王深泉先生。在杭州，我们住在华侨酒店，晚上跳完舞，逛完杭州夜景回到酒店，余兴未消，坐下闲聊。他说：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人。感叹人生时，泪不自禁。

因签证问题，我不得不提前离开港大。我很怀恋香港大学和跟随张教授的那段日子。港大后面的太平山，不知消失了我多少散步沉思的足迹。从港大出来，张教授送给我一把重新衡量经济世界的尺子，送给我一个再看世界的新角度，送给我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知道那两年没有虚度，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走时送给他一条船模，里面装满了我对他的感激。

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告别香港，告别张教授。我本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学时的老师。他给了我奖学金我却因公务护照没在香港拿到去美签证。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门下，潜心研究黄有光教授的福利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和杨小凯博士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理论。真道是：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澳洲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蓝天飘着白云，碧海惊起鸥鹭，风吹草低见牛羊，确是一片乐土。墨尔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誉，也有花园城市之称。MONASH大学就位于墨尔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规模的大学，综合评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经济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这当然是有了多产的黄有光教授的缘故。这几年又有了杨小凯博士助阵，连续在世界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学经济系现在的排名，也许已经更进一步了。

黄有光教授之学术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经济学家之列）。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更是手。我跟随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我刚去时经济困难，他要给我3000澳元私人资助。我有一身力气，当然不能要老师私人的钱。但此事使我极为感佩。

他也乐于同学生争论问题，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我在香港时，已萌生相对福利的想法：即一个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绝对效用决定，而是由与他人对比之相对效用决定。我常与有光教授辩论，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个人的福利不仅由他的绝对效用决定，而且也由与他人对比的相对效用决定。在小凯的指导下，我把这一思想变为一系列漂亮的数学模型。探讨追求相对福利对经济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黄教授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有出奇的化繁为简的本事。一个要用代数解决的问题，他用算术的知识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来。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敌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经济学前沿的复杂问题，却说不清许多基本甚至常识性的问题，他却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来这里，黄教授出题当面考我：请画出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解释为什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这是考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题目，他却用来考博士研究生，可见他对基本功的重视。他告诉我，以同样的题目，他已考倒几个博士研究生。对比张教授考我的见面礼（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毛病在哪里？），可见张教授偏重学生的潜力与创意，而黄教授则更偏重学生的基本功。虽然他们都没有偏废这二者。

跟随黄教授四年，的收获有两条：如张教授一样，他也给了我一把度量经济世界的尺子。即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评价，要以福利为准绳。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即追索问题的其所以然和逻辑关系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回到这把尺子上来。天下万事万物，以一量之，高低优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实的训练。他对我的要求，从英文错别字到运算公式的符号、标点，无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课时，他让我上讲台“教他”，他则在下面听，提问，质诘难。

我也喜欢诗词、哲学。我们经常写诗词，对对联，争哲理。他很喜欢我的一首“中秋怀燕京”，这词写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举云月斗，去岁一轮分外明，京城君叙旧。雾浓银辉稀，霜重黄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时，燕赵泪沾袖。

人说祸不单行，我则福常双至。在MONASH大学，我也有幸获得杨小凯博士的指导。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还没有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已飘落十年有余。见过不少大陆出来留学的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我实在数不出能出小凯其右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怪才，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学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说〈狱中精灵〉。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估计不出五年，将家（经济学家）喻户〈大学〉晓。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个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即将出版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与黄有光教授合著），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们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们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们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一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们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一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这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最近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及极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并发表在JCE上。而我的博士论文，则被全文接受为全美经济学会（AEA）1994 BOSTON年会的一个讨论专题。

在MONASH大学，我们也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讨论。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局世，文学和音乐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也从有光和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名人荟萃，专家云集

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还有一件事是使我感到自豪与骄傲，那就是我成功地组织了“中、港、台投资、贸易和经济前景”大型国际讨论会。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美国的有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经济学家ANNEKRUEGER教授提交论文，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LARDY教授。来自加拿大的有徐滇庆教授，来自台湾的有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台湾《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教授。香港有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廖柏伟教授。大陆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建章教授，中国投资银行的吕咸林行长，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张晓彬董事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湖南投资银行的国际部经理王健雄先生。澳洲则有黄有光教授，杨小凯博士，原驻中国大使、现为澳洲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的ROSSGARNAUT教授及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与会者还有来自日本、南朝鲜、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澳的学者和工商界人士。会议讲座的主题有二：一是中、港、台的三角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这一地区与澳洲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

会议讨论深入广泛，许多文章观点独到，质量一流。这次国际会议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澳洲各大报纸每天连续报导，各广播电台，包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出了会议的消息。会议开完后，好评如潮。我们经济系主任FREEBAIRN教授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开成功这样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你面临过多少挑战去解决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你的热情、远见、想象力和智慧，使会议终于象你希望的那样，一切顺利。”于宗先院长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以你的身份、处境，竟能成功地举办了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确属不易。更令人钦佩的是，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圆满地达成了目的。我可以说，很赞赏你的胆识和能力。这次会议的举办，对你而言，是次极有价值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你而言，相当重要。今后处理任何困难问题时，我想你都会将其克服。”高希均教授则说，这样规模和水准的会议，居然由一个学生组织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的这些评价，使我感佩万分。人生的价值，评价而已。

我为此会议准备了一年多时间，从筹款，请名人到具体组织。困难一个接一个。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怎么就能一个一个地将其克服了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获得了象于教授、高教授、闵教授、廖教授、国内外的学者和我们大学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议就不会成功。现在会议论文集也已由我我出版。

由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当国际会议主席，成功地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我算是开了先例。

十多年飘零，留学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十多年已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也更加难以言喻。抖不落雕刻的痕迹，洗不掉欧风美雨的浸染，和着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挚爱，以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深深联系。回首是一片留恋，举目前路茫茫。雄心略带伤感，抱负更沾迷惘。十年不过一瞬，未来才是舞台。我未来的舞台在哪里呢？再过十年，我还能写出一篇类似今天的文章吗？

后记：

此文写于九二年。在我开始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十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澳洲几所大学之一的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的经济和商学讲师。并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我那多年做生意，搞投资的经验，以及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密切关系与资源，眼看就要被学术竞争所埋没。是惜哉？！抑或悲哉？！

当我今天（2000年九月）再读与重修此文时，另一个八年又过去了。再过两年，让我再续写此文更浪漫的下篇吧。

老师：阅读此文，倾慕、感叹、神往相以激越，希望两年后能读到老师的续集，还能继续聆听教诲。

先说个人意见首先我认为出国是好事，以国内目前的教育模式来看的却不如国外。有机会接受国外优良的教育体制当然很好。但中学生毕竟年龄尚小，*力不够心智也 商未成熟不懂得照顾自己，盲目出国有时候反而得不偿失。我的想法就说这么多了就当是抛砖引玉了。 帖一下我找的资料。。。家庭亲情无可替代 中国中学生出国留学利弊几何 近 两年来，内地在大学生出国留学热度不减的同时，一些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中学校园“托福”热升温，兴起了中学生出国留学热。在南方一些城市，办理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占所有出国人员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中学生出国留学热何以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每年支付孩子十万元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留学费用已不成问题。二是国内升学和就业竞争压力加大，中学生要面对中考、高考的激烈竞争，相当多的家长担心孩子如果考不上重点中学，就会导致考不上好大学，最终影响就业和前途。三是教育市场国际化，外国学校看好中国市场。 据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证实，去年北京有五千多名公民办理了出国留学手续，其中以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学生居多；其次是高中生，他们倾向于去欧美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士、新西兰、爱尔兰、德国、芬兰以及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三年里，申请在英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数量增长了近十倍，成为全球申请英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初中生则倾向于去韩国、日本等国家。 王瑶出国前在一所普通中学上初三，成绩处于上游，但考上重点高中还得使很大的劲。对于自己的未来，她想得不多，“爸爸妈妈都有自己的公司，即便考不上大学，将来的出路也没什么问题，日子照样会过得挺舒服。所以父母帮我联系到英国读书时，我真觉得无所谓，让去就去呗。直到我到了伦敦，开始了独自一个人在外语学校学习的生活，才发现离家后的日子有多难。我是通过一所中介公司出去的，满以为会被安排得好好的，结果与事先说好的有很大出入，住宿和学习条件都不理想。那时，我每天醒来都大哭一场，也吵着要回家。后来妈妈反覆跟中介交涉，给我换了一所学校，又亲自来看我。折腾了几个月，我也就不再想回国的事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努力适应这里的生活，争取能考上大学。” 对女儿的现状，王瑶的母亲有些无奈：女儿刚走那阵子，一来*就是她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想想孩子小小年纪事事都得靠自己就心疼。当初说服自己狠下心来让女儿出去，主要是考虑她出生时正遇上生育高峰，将来就业势必也会遇上高峰，如何让她在将来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呢？读名牌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以其当时的学习成绩，与其在国内花钱读个一般大学，索性不如走出国门去镀层金。像王瑶这样稀里胡涂出国的人不少，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当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才发现独立生活原来是这样艰难。 不少人向往国外宽松、灵活、务实的基础教育，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即无论多么先进的教育体系也无法取代家庭的教育和亲情。家庭是孩子成长最重要、最亲切的环境，过早送孩子出国学习，使孩子相当长时间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失去了父母的支持、监督与帮助，对其身心的健康发展会有影响。 此外，家长还要考虑文化环境的问题。十四五岁的孩子头脑中的许多观念还不成熟，较容易融入异域文化中，又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他们一旦到了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学习、生活，势必会面临从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冲突，而这时家长又不在身边，不能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如果孩子的自控能力较差、意志薄弱，有可能误入歧途。果真如此，岂不是得不偿失？ 有鉴于此，专家忠告那些急于出国的中学生和家长：年龄太小不要急着留学，最好在国内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托福再出国留学。这样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是大学毕业后掌握了一门专业，可以有更加明确的攻读方向，三是大学毕业后会有较强的生活能力，心理和生理更加成熟，在挫折面前有较强的承受能力。越是优秀的学生越应该出国留学。可能很多家长的流行观点是：孩子考不上重点高中或者考不上好大学才会考虑出国留学，把出国留学当作一条“退而求其次”的入学通道。但请试想，如果用母语都没能学好功课，用不大熟悉的外语又怎能学好呢？学不好功课又缺少约束管教，口袋里又有大笔的资金，这些年龄不大的孩子在外界的影响诱惑下极容易失控，而成绩优秀的孩子，反而会因为赢得中考却失去了出国获得更好发展的机会；其实，成绩优秀的孩子在出国留学后，会更容易利用留学机会、更加适应国外的教学，获得更好的人生发展。出国读高中的优势劣势何在？出国读高中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国读高中，可以帮助学生更早更好地学习掌握好英语；第二，成绩优秀的孩子出国读高中，可以为将来成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出国读高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对自己的职业规划，灵活选择几门课程来学习，国外高中一般采用选课制，学生在进入高中时就要去选课，直面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独立思考自己将来到底要学习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从而有的放矢地选课； 第四，早日出国留学，可以奠定一些良好的语言、性格和友谊基础。在自主学习、自理生活、充分提倡个性发展的环境下，对塑造孩子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性格非常关键；且这个时候，和海外本土孩子一起学习生活，同学相处很少带有成人的“世俗”或者“功利”的眼光，能发展健康纯洁的友谊。　　当然，早出国留学也会有一些隐忧，比如说，孩子是不是太小，缺乏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控能力，英语水平也还一般，在国外能不能学好，会不会因为缺少约束而放任自流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将要留学的学生需作何准备？　　为了避免或减少以上负面问题发生，需要对将要出国留学的孩子提个醒，准备好以下一些必要条件，从源头上把关，将问题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首先，得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国外读书的费用较高，英联邦国家完成高中大学至少得有上百万元人民币资金保障；当然，家长也要引导好孩子对大量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其次，得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和学习能力。在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下，几乎一切都需要靠英语去交流，如果英语水平基础很薄弱的话，在开始阶段，会产生一些很不利的影响，因此要尽量在出国前打好一定的英语基础和学习能力。再次，出国留学一定是孩子自己主观上想出去，而不是被父母一厢情愿地强制送出国，只有主观上想出国留学，有求知欲和进取心，才能树立好正确的学习态度，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取得成功。　　最后，得作好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在国外学习期间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在出国前提醒孩子作好心理准备，注意培养孩子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交流交际能力和一些生活自理能力，遇到困难要知道怎样去正确处理，或者应该向哪些人求助，出去读高中的孩子一般都不满18周岁，在出国前要安排好正规的住宿和监护人，安排好孩子的饮食起居，家长跟孩子要保持沟通上的通畅，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在问题发生之前或者发生的第一时刻，协助学校或监护人帮助孩子一起将问题解决，确保其能够安心顺利地读完高中。 注：从网上查的资料，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