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留学日本大学费用多少 庚子赔款,各国最终拿到了多少?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稳定且日益繁荣的国家，不尽会有些疑问“中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还有人要选择出国留学呢”想必答案也是见仁见智吧。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何提高子女的竞争力可能是一些家长选择送孩子出国塌尘贺的理由之一，可空闲之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选择要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可以带给你什么。既然选择了出国留学那么我们要团派结合自身的情况，合理分析出国留学的原因及利与弊，留学是一个会花费不少时间与金钱的项目，也关乎了以后兄配的规划与未来，所以去之前，一定要认真的分析和准备。
其实，留学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一种目的。结果虽然重要，但是过程更加重要，更重要的是学会独立思考，增长见识，打破传统思维，生活并不再是只有YES和NO。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学会更好的去了解自己。丰富自己的内心，如课外知识，旅游，音乐，交友。这些所得远远大于从课本上所学到的知识更加让让人有满足感。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课外所获得的知识远比你在课堂上所获得的知识重要的多，你的让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恋爱观，婚姻观是从你的课本上无法获得的，而这些对于你的成长，选择道路，判断事情的对错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生得到多少，失去多少，有可能是上帝早就已经安排好的，这条路上，你获取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能失去一些。你可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可能看到更大的世界，但这更大的世界并不一定能讨你欢心。
出去见识以下国外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让截然不同的国界打破旧日的认知;让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刷新你的三观，让异国他乡不经意的境遇感动到热泪盈眶;逛一逛国外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学校，市政厅，火车站，机场，才能了解彼此的不同。看看国外的体育比赛，听听国外的较小乐团，演唱会。参加国外的教堂聚会，才能丰富你的内心世界。于此同是，也会让我们知道，曾经看到的，学到的，都不一定是对的，这个世界是多方面的。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对错，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领域对的东西。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在另外一个领域就不一定对了。这些豁然开朗的瞬间，会是你这段记忆里最棒的片段。

英国夏令营游学费用在39000元左右。

暑假孩子去英国参加游学夏令营一向都是很热门的项目。英国游学营的主要特色是将英国历史悠久的优秀私校教育氛围，与高质量的课程相结合。学员在2周以上的行程中，体验在英国私立精英学校上学的感觉，掌握对自己未来的发言权。

英国1线，英国优质中小学课堂插班、英国文化探索游学营37900元。御誉招生对象：8到18岁。课程描述：插班英御誉国中学课堂，和英国小伙伴一起体验原汁原味英国课程，课程结束后颁发结业证书。

英国1线，精英学校全真插班课堂*语伴、中英文化交流大使营38900元。招生对象：11到17岁。课程描述：为了更好的体验英式教育的精髓，在课堂上，每一名中国学生都将与一名年级相仿的英国小伙伴*搭档，同上课同活动。

温彻斯特公学，顶尖私校夏令营39500元。招生对象：14到17周岁。课程描述：体验英式贵族教育精髓，为今后去英国名牌大学留学提前做准备。行程兼顾知名大学及英伦景点参观游览，帮助学生提升国际化视野，感受地道的英伦人文缺谈风情。

从以上线路的价格费用比较来看，为期2周的私校全真课堂体验活动的价位一般为每人3万多元人民币起，不同教育机构设计的游学行程各具特色。这些课程侧重于对学术能力的培养，同时结合了丰富的课伏拆碰外活动与徒步项目，全天候沉浸式英语学习，让孩子们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夏令营的发展：

最早的夏令营约于1885年发祥于美国，在中国，夏令营从建国后出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期。中国少先队建队之初，第一批少先队员到前苏联伏拆碰去参加黑海夏令营，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夏令营。当时的夏令营是由国家出资的公益性活动，是免费参加的。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一般只有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参加，具有奖励性质。

夏令营图片1992年，由日本方提出建议，在内蒙古草原上举办了一场中日草原探险夏令营。此后，国内夏令营的组织者不再只是学校、教委等教育部门，能参与到夏令营中的学生也逐渐增加，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缺谈化夏令营才开始发展，出现了大批收费低廉的夏令营活动，曾经有全校参加一个夏令营的情况出现，且“吃苦”夏令营风行。

我国有很多在国外留学后回国做出贡献的人,如华罗庚、李四光、邓稼先、周培源、钱学森、苏步青等。
1、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主要成就：中国解析数论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名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主要成就：创立地质力学理论、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贡献。

3、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要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他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指察芦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被称为“中国*之父”。

4、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学术成就：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唯带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5、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

6、被誉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钱学森那里，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其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并加以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陷害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关押在一个孤岛上，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4公斤。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了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没余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通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7、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8、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将自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赠给了小学。
主要成就：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之父”。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旦陪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拿迟亮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消宽诚捕捉。这说明美*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快给分

十多年中国改革，反反复复，十几万海外中国留学生，徘徊傍徨。这气候造就了一批职业留学生。我不幸沦落其中。

我前后读过四所大学。政治经济学、工商管理、产权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可谓无所不包。踏进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后第一批凭考分入学的七七级学生。这是我的一读大学。八一年参加全国统考留学生行列，成为中国*后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之一，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大学获得MBA学位。这是我的二读大学。回国后在香港华润公司和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投资，贸易和高层经理三年多。不料被张五常教授的产权经济学迷上，成了他的门徒。这是我的三读大学。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把我引入了澳大利亚蒙纳仕（MONASH）大学的经济、商学和管理学院，继而喜欢上了杨小凯博士的数理经济学和劳动分工理论。这是我的四读大学。这十多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奈者如我，便走上了“躲进大学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职业留学之路，学校成了庙堂，成了我的避风港。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年（1992）就要完成博士学位，我终于得告别这种生活。说不出是留恋还是伤感，只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故写下这篇感受。

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在我所见过的大学中少有能比。三月樱花如炽，八月桂花醉人，珞山珈山泮东湖，疑是人间仙境。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本科寒窗。

武大几年的禅迟熏染，把我的视野从家乡扩大到世界。我在这里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黑格尔、康德贺禅李、恩格斯、列宁、期大林、*、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名人名著上面都认真下过功夫。我的毕业论文《经济利益、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成为我那一届毕业生中秀的论文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系素有哈佛帮之称。数名五十年代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的教授，是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导师。虽然他们只能从批判的角度来教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我们所受之影响，却远远超过他们的教学目的之外。

在武大的老师中，刘道玉校长对我影响。我们学生都喜欢他、尊敬他。我与他也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他思想开放，知识面广博，极有雄心抱负。记得一次去武汉大学讲学，他来招待所看我，谈起他对治校的抱负，对武大校园的规划，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看法与引导等等，滔滔不绝。那些独到的见解和开放的胸怀，对我感染感很深。一听就知道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中国的传统，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制度与气候，是典型的超前思想。他没有教我经济学，但他是我最爱戴的老师。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离开武大的时候，我已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此时的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

比利时地处西欧中心，与法、德、荷兰、英国、卢森堡为邻。欧风最劲，文明鼎盛。首都布鲁塞尔有西方世界心脏之称。北约总部，欧洲共同体总部均设在此。布鲁塞尔近郊，有一小城名LEUVEN.世界最早（1420年建校）欧洲的LEUVEN大学就位于此城。LEUVEN城因LEUVEN大学而闻名，也以啤酒之都而享誉。我在这里渡过了难忘的两年半时间，至今回味，仍不禁沉醉其中。

LEUVEN校园中有一片古木参天的园林，我的居所就在这片园林之中。园中有中世纪的教堂，水车，古建筑。小桥流水，绿草如茵。林中更有野兔、刺猬出没，野鸭、靓鸟袭乱成群。我的MBA论文《区隔中国市场》就是构思于林中小路、溪边、桥上。我心中东西方价值相斗争，相激越的许多时光，就消逝于这片幽林的漫步之中。

在LEUVEN大学的近三年中，我饱尝了它严格与保守风格的滋味。记得刚踏进LEUVEN大学，第一堂课就是考试。这一下马威，几乎把我的信心丧尽。我在武汉大学所熟悉的马克思那一套完全派不上用场。虽然对西方经济学已有了解，但对西方现代管理却不知所云。故第一次考试，我砸了锅。我们被强迫在第一年内学完工商管理五年本科的课程。而它的学分考试制度严格得近乎残酷。只要期末考试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所有及格的科目得全部重考。这种株连九族的考试制度，真叫人胆颤心惊。第二年进入MBA课程，第三年写毕业论文。我则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这近三年的份量，已超过博士课程。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严格、最扎实和基本功的训练。公司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理论、行销学、财务学、会计学、国际金融与贸易、投资管理、股票市场、经济数学、管理数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概率论、计算机程序设计，几十门课程，我现在数也数不过来。回想起来，没有那近三年的严格训练，就不会有今天学习和工作上的得心应手。

我的价值观也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感到西方的商业技巧、策略、手段与我带去的中国的价值和道德相冲突。渐渐地，我几乎绝大多数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离开欧洲的时候，我的价值观已是中西相贯的混合体了。这也许就是杂交的效果吧。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VANDENABEELE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行销博士。他教我们的行销学。他为人很好，但出奇严格。记得一次他约见我，我只迟到了两分钟，他当即就取消了那次约见。从此，我知道了守时守约的重要性和规矩。我每次的作业、论文，他都给予细心的批改，错别字要求更正，不合要求的，必须重作。每逢节日，他都要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待之以丰盛的比利时餐（法国菜加荷兰菜）。他的妻子美丽娴慧，待我们极好。几个小孩都非常可爱。我从导师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学到了一些欧洲人的做人方式和生活习俗。

我在比利时还有一个比利时家庭，我被认为是他们家的一员。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我的同学，男的是一位英文教授。每到星期六，他们就会接我到他们家去晚餐，有时渡周末。由于有了他们，我在欧洲那段日子没有孤独感，充满了人间温暖与爱，差一点乐不思蜀了。

我也利用假期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苏联。欧洲留给我的整体形象是美丽、富饶、文明、友好，平静而带田园诗的色彩。在我看来，最迷人的城市是巴黎，最宏伟的首都是莫期斯科，最美丽的国家是瑞士，最值得一游的是奥地利，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是在伦敦，最文明友好的是比利时与荷兰人。

忘不了的欧洲，我盼望再见你。

满怀雄心投身实业，怀才不遇重入校门

一九八五年初从欧洲回到北京。我想找到一份能施展的工作。先欲进国家体改委走仕途，因不惯*的上班，转而从商。同年去到香港华润公司，公司条件不错，待遇很好。只是我感到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公司实情，许多建议不能被采纳。我写过长篇的改善公司管理的报告，也未能被接受，还惹一身“狂妄”之骚。我知道怀才不遇，是杨志*刀。我也知道那里不宜久留。故一面做生意，一方面利用假期，出差之余到全国去讲学。如首都钢铁公司、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北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汽轮机厂、亚麻厂、湖南轻工业学院、长沙市*等等，都是我讲过课的地方。在做生意以及讲学的活动中，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商和管理经验，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香港的朋友。这段时期，我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学术文章。

很快，我就找到一份薪金优厚的私人公司的经理工作，但因护照身份问题也只好作罢。

一天在《南华早报》上读到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论，从此迷上产权经济学。经过毛遂自荐，我成了张教授的门徒。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华润公司，回到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实业与金融投资。然后重新申请护照，去到香港大学。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五常教授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有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自从跟他之后，我观察世界就换了一个角度。我追随张教授两年，两年中，我几乎读完了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相关的所有重要文章与书籍，其中大多是张教授推荐的和规定的必读文章。凡他的课，我也从没有缺席过。这两年使我系统地了解了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仅如此，从平时张教授的言谈中，也使我受益非浅。

第一次见张教授，是他请客，在餐馆会面。在坐的还有林保华兄。那次主要是谈经济学的问题。他写给我一个一般的生产函数Q=Q（K，L）。他说，教科书上的这个生产函告诉我们，产量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它们之间是一种纯技术的关系。给定一个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就有一个产量与之对应。然后他问我：建国，这生产函数的毛病出在哪里？我说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哈哈一笑，说：要明白这个问题，就得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产量不仅由劳动和资本的技术组合决定，也由资本和劳动的合约安排决定。给定技术组合不变，只要变更合约安排，产量就会改变。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不同合约安排的经济效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又有一次，我以蓝渊的笔名为九十年代写经济分析文章，写完后给他看。过两天他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建国，写文章前不要有磨斧意识，没动笔就有砍人的倾向，文章就难以写出水平来。写文章时要能跳出来，心平气和，分析就会客观而有深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怡先生多次说他喜欢我的文章，他后来知道了我是张教授的学生，文章受到老师的影响。

张教授的为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帮人诚恳、教人不倦，为人帮忙，从不记在心上。他是那种豪爽才气溢于言，喜怒哀乐行于色的性情中人。他多才多艺，文章、摄影、诗词、鉴赏古董无所不精。他有时有感而发会显童稚之心，流激动之泪。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随他去北京、杭州、温州讲学，随行的还有林保华、王深泉先生。在杭州，我们住在华侨酒店，晚上跳完舞，逛完杭州夜景回到酒店，余兴未消，坐下闲聊。他说：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人。感叹人生时，泪不自禁。

因签证问题，我不得不提前离开港大。我很怀恋香港大学和跟随张教授的那段日子。港大后面的太平山，不知消失了我多少散步沉思的足迹。从港大出来，张教授送给我一把重新衡量经济世界的尺子，送给我一个再看世界的新角度，送给我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知道那两年没有虚度，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走时送给他一条船模，里面装满了我对他的感激。

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告别香港，告别张教授。我本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学时的老师。他给了我奖学金我却因公务护照没在香港拿到去美签证。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门下，潜心研究黄有光教授的福利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和杨小凯博士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理论。真道是：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澳洲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蓝天飘着白云，碧海惊起鸥鹭，风吹草低见牛羊，确是一片乐土。墨尔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誉，也有花园城市之称。MONASH大学就位于墨尔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规模的大学，综合评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经济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这当然是有了多产的黄有光教授的缘故。这几年又有了杨小凯博士助阵，连续在世界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学经济系现在的排名，也许已经更进一步了。

黄有光教授之学术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经济学家之列）。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更是手。我跟随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我刚去时经济困难，他要给我3000澳元私人资助。我有一身力气，当然不能要老师私人的钱。但此事使我极为感佩。

他也乐于同学生争论问题，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我在香港时，已萌生相对福利的想法：即一个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绝对效用决定，而是由与他人对比之相对效用决定。我常与有光教授辩论，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个人的福利不仅由他的绝对效用决定，而且也由与他人对比的相对效用决定。在小凯的指导下，我把这一思想变为一系列漂亮的数学模型。探讨追求相对福利对经济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黄教授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有出奇的化繁为简的本事。一个要用代数解决的问题，他用算术的知识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来。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敌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经济学前沿的复杂问题，却说不清许多基本甚至常识性的问题，他却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来这里，黄教授出题当面考我：请画出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解释为什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这是考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题目，他却用来考博士研究生，可见他对基本功的重视。他告诉我，以同样的题目，他已考倒几个博士研究生。对比张教授考我的见面礼（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毛病在哪里？），可见张教授偏重学生的潜力与创意，而黄教授则更偏重学生的基本功。虽然他们都没有偏废这二者。

跟随黄教授四年，的收获有两条：如张教授一样，他也给了我一把度量经济世界的尺子。即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评价，要以福利为准绳。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即追索问题的其所以然和逻辑关系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回到这把尺子上来。天下万事万物，以一量之，高低优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实的训练。他对我的要求，从英文错别字到运算公式的符号、标点，无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课时，他让我上讲台“教他”，他则在下面听，提问，质诘难。

我也喜欢诗词、哲学。我们经常写诗词，对对联，争哲理。他很喜欢我的一首“中秋怀燕京”，这词写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举云月斗，去岁一轮分外明，京城君叙旧。雾浓银辉稀，霜重黄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时，燕赵泪沾袖。

人说祸不单行，我则福常双至。在MONASH大学，我也有幸获得杨小凯博士的指导。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还没有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已飘落十年有余。见过不少大陆出来留学的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我实在数不出能出小凯其右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怪才，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学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说〈狱中精灵〉。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估计不出五年，将家（经济学家）喻户〈大学〉晓。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个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即将出版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与黄有光教授合著），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们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们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们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一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们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一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这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最近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及极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并发表在JCE上。而我的博士论文，则被全文接受为全美经济学会（AEA）1994 BOSTON年会的一个讨论专题。

在MONASH大学，我们也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讨论。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局世，文学和音乐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也从有光和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名人荟萃，专家云集

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还有一件事是使我感到自豪与骄傲，那就是我成功地组织了“中、港、台投资、贸易和经济前景”大型国际讨论会。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美国的有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经济学家ANNEKRUEGER教授提交论文，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LARDY教授。来自加拿大的有徐滇庆教授，来自台湾的有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台湾《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教授。香港有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廖柏伟教授。大陆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建章教授，中国投资银行的吕咸林行长，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张晓彬董事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湖南投资银行的国际部经理王健雄先生。澳洲则有黄有光教授，杨小凯博士，原驻中国大使、现为澳洲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的ROSSGARNAUT教授及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与会者还有来自日本、南朝鲜、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澳的学者和工商界人士。会议讲座的主题有二：一是中、港、台的三角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这一地区与澳洲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

会议讨论深入广泛，许多文章观点独到，质量一流。这次国际会议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澳洲各大报纸每天连续报导，各广播电台，包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出了会议的消息。会议开完后，好评如潮。我们经济系主任FREEBAIRN教授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开成功这样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你面临过多少挑战去解决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你的热情、远见、想象力和智慧，使会议终于象你希望的那样，一切顺利。”于宗先院长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以你的身份、处境，竟能成功地举办了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确属不易。更令人钦佩的是，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圆满地达成了目的。我可以说，很赞赏你的胆识和能力。这次会议的举办，对你而言，是次极有价值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你而言，相当重要。今后处理任何困难问题时，我想你都会将其克服。”高希均教授则说，这样规模和水准的会议，居然由一个学生组织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的这些评价，使我感佩万分。人生的价值，评价而已。

我为此会议准备了一年多时间，从筹款，请名人到具体组织。困难一个接一个。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怎么就能一个一个地将其克服了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获得了象于教授、高教授、闵教授、廖教授、国内外的学者和我们大学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议就不会成功。现在会议论文集也已由我我出版。

由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当国际会议主席，成功地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我算是开了先例。

十多年飘零，留学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十多年已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也更加难以言喻。抖不落雕刻的痕迹，洗不掉欧风美雨的浸染，和着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挚爱，以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深深联系。回首是一片留恋，举目前路茫茫。雄心略带伤感，抱负更沾迷惘。十年不过一瞬，未来才是舞台。我未来的舞台在哪里呢？再过十年，我还能写出一篇类似今天的文章吗？

后记：

此文写于九二年。在我开始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十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澳洲几所大学之一的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的经济和商学讲师。并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我那多年做生意，搞投资的经验，以及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密切关系与资源，眼看就要被学术竞争所埋没。是惜哉？！抑或悲哉？！

当我今天（2000年九月）再读与重修此文时，另一个八年又过去了。再过两年，让我再续写此文更浪漫的下篇吧。

老师：阅读此文，倾慕、感叹、神往相以激越，希望两年后能读到老师的续集，还能继续聆听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