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留学费用深圳大学多少 永别了,诸多令人难忘的留学生涯

十多年中国改革，反反复复，十几万海外中国留学生，徘徊傍徨。这气候造就了一批职业留学生。我不幸沦落其中。

我前后读过四所大学。政治经济学、工商管理、产权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可谓无所不包。踏进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后第一批凭考分入学的七七级学生。这是我的一读大学。八一年参加全国统考留学生行列，成为中国*后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之一，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大学获得MBA学位。这是我的二读大学。回国后在香港华润公司和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投资，贸易和高层经理三年多。不料被张五常教授的产权经济学迷上，成了他的门徒。这是我的三读大学。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把我引入了澳大利亚蒙纳仕（MONASH）大学的经济、商学和管理学院，继而喜欢上了杨小凯博士的数理经济学和劳动分工理论。这是我的四读大学。这十多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奈者如我，便走上了“躲进大学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职业留学之路，学校成了庙堂，成了我的避风港。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年（1992）就要完成博士学位，我终于得告别这种生活。说不出是留恋还是伤感，只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故写下这篇感受。

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

武汉大学校园之美，在我所见过的大学中少有能比。三月樱花如炽，八月桂花醉人，珞山珈山泮东湖，疑是人间仙境。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本科寒窗。

武大几年的禅迟熏染，把我的视野从家乡扩大到世界。我在这里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黑格尔、康德贺禅李、恩格斯、列宁、期大林、*、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名人名著上面都认真下过功夫。我的毕业论文《经济利益、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成为我那一届毕业生中秀的论文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系素有哈佛帮之称。数名五十年代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的教授，是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导师。虽然他们只能从批判的角度来教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我们所受之影响，却远远超过他们的教学目的之外。

在武大的老师中，刘道玉校长对我影响。我们学生都喜欢他、尊敬他。我与他也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他思想开放，知识面广博，极有雄心抱负。记得一次去武汉大学讲学，他来招待所看我，谈起他对治校的抱负，对武大校园的规划，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看法与引导等等，滔滔不绝。那些独到的见解和开放的胸怀，对我感染感很深。一听就知道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中国的传统，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制度与气候，是典型的超前思想。他没有教我经济学，但他是我最爱戴的老师。入校满身乡土味，出园已是抱负人。离开武大的时候，我已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此时的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

比利时地处西欧中心，与法、德、荷兰、英国、卢森堡为邻。欧风最劲，文明鼎盛。首都布鲁塞尔有西方世界心脏之称。北约总部，欧洲共同体总部均设在此。布鲁塞尔近郊，有一小城名LEUVEN.世界最早（1420年建校）欧洲的LEUVEN大学就位于此城。LEUVEN城因LEUVEN大学而闻名，也以啤酒之都而享誉。我在这里渡过了难忘的两年半时间，至今回味，仍不禁沉醉其中。

LEUVEN校园中有一片古木参天的园林，我的居所就在这片园林之中。园中有中世纪的教堂，水车，古建筑。小桥流水，绿草如茵。林中更有野兔、刺猬出没，野鸭、靓鸟袭乱成群。我的MBA论文《区隔中国市场》就是构思于林中小路、溪边、桥上。我心中东西方价值相斗争，相激越的许多时光，就消逝于这片幽林的漫步之中。

在LEUVEN大学的近三年中，我饱尝了它严格与保守风格的滋味。记得刚踏进LEUVEN大学，第一堂课就是考试。这一下马威，几乎把我的信心丧尽。我在武汉大学所熟悉的马克思那一套完全派不上用场。虽然对西方经济学已有了解，但对西方现代管理却不知所云。故第一次考试，我砸了锅。我们被强迫在第一年内学完工商管理五年本科的课程。而它的学分考试制度严格得近乎残酷。只要期末考试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所有及格的科目得全部重考。这种株连九族的考试制度，真叫人胆颤心惊。第二年进入MBA课程，第三年写毕业论文。我则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这近三年的份量，已超过博士课程。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严格、最扎实和基本功的训练。公司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理论、行销学、财务学、会计学、国际金融与贸易、投资管理、股票市场、经济数学、管理数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概率论、计算机程序设计，几十门课程，我现在数也数不过来。回想起来，没有那近三年的严格训练，就不会有今天学习和工作上的得心应手。

我的价值观也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感到西方的商业技巧、策略、手段与我带去的中国的价值和道德相冲突。渐渐地，我几乎绝大多数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欧风潜移默化处，东西价值两相煎。离开欧洲的时候，我的价值观已是中西相贯的混合体了。这也许就是杂交的效果吧。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VANDENABEELE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行销博士。他教我们的行销学。他为人很好，但出奇严格。记得一次他约见我，我只迟到了两分钟，他当即就取消了那次约见。从此，我知道了守时守约的重要性和规矩。我每次的作业、论文，他都给予细心的批改，错别字要求更正，不合要求的，必须重作。每逢节日，他都要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待之以丰盛的比利时餐（法国菜加荷兰菜）。他的妻子美丽娴慧，待我们极好。几个小孩都非常可爱。我从导师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学到了一些欧洲人的做人方式和生活习俗。

我在比利时还有一个比利时家庭，我被认为是他们家的一员。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我的同学，男的是一位英文教授。每到星期六，他们就会接我到他们家去晚餐，有时渡周末。由于有了他们，我在欧洲那段日子没有孤独感，充满了人间温暖与爱，差一点乐不思蜀了。

我也利用假期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苏联。欧洲留给我的整体形象是美丽、富饶、文明、友好，平静而带田园诗的色彩。在我看来，最迷人的城市是巴黎，最宏伟的首都是莫期斯科，最美丽的国家是瑞士，最值得一游的是奥地利，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是在伦敦，最文明友好的是比利时与荷兰人。

忘不了的欧洲，我盼望再见你。

满怀雄心投身实业，怀才不遇重入校门

一九八五年初从欧洲回到北京。我想找到一份能施展的工作。先欲进国家体改委走仕途，因不惯*的上班，转而从商。同年去到香港华润公司，公司条件不错，待遇很好。只是我感到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公司实情，许多建议不能被采纳。我写过长篇的改善公司管理的报告，也未能被接受，还惹一身“狂妄”之骚。我知道怀才不遇，是杨志*刀。我也知道那里不宜久留。故一面做生意，一方面利用假期，出差之余到全国去讲学。如首都钢铁公司、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北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汽轮机厂、亚麻厂、湖南轻工业学院、长沙市*等等，都是我讲过课的地方。在做生意以及讲学的活动中，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商和管理经验，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香港的朋友。这段时期，我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学术文章。

很快，我就找到一份薪金优厚的私人公司的经理工作，但因护照身份问题也只好作罢。

一天在《南华早报》上读到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论，从此迷上产权经济学。经过毛遂自荐，我成了张教授的门徒。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华润公司，回到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搞实业与金融投资。然后重新申请护照，去到香港大学。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五常教授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有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自从跟他之后，我观察世界就换了一个角度。我追随张教授两年，两年中，我几乎读完了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及相关的所有重要文章与书籍，其中大多是张教授推荐的和规定的必读文章。凡他的课，我也从没有缺席过。这两年使我系统地了解了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仅如此，从平时张教授的言谈中，也使我受益非浅。

第一次见张教授，是他请客，在餐馆会面。在坐的还有林保华兄。那次主要是谈经济学的问题。他写给我一个一般的生产函数Q=Q（K，L）。他说，教科书上的这个生产函告诉我们，产量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它们之间是一种纯技术的关系。给定一个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就有一个产量与之对应。然后他问我：建国，这生产函数的毛病出在哪里？我说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哈哈一笑，说：要明白这个问题，就得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产量不仅由劳动和资本的技术组合决定，也由资本和劳动的合约安排决定。给定技术组合不变，只要变更合约安排，产量就会改变。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不同合约安排的经济效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又有一次，我以蓝渊的笔名为九十年代写经济分析文章，写完后给他看。过两天他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建国，写文章前不要有磨斧意识，没动笔就有砍人的倾向，文章就难以写出水平来。写文章时要能跳出来，心平气和，分析就会客观而有深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怡先生多次说他喜欢我的文章，他后来知道了我是张教授的学生，文章受到老师的影响。

张教授的为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帮人诚恳、教人不倦，为人帮忙，从不记在心上。他是那种豪爽才气溢于言，喜怒哀乐行于色的性情中人。他多才多艺，文章、摄影、诗词、鉴赏古董无所不精。他有时有感而发会显童稚之心，流激动之泪。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随他去北京、杭州、温州讲学，随行的还有林保华、王深泉先生。在杭州，我们住在华侨酒店，晚上跳完舞，逛完杭州夜景回到酒店，余兴未消，坐下闲聊。他说：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人。感叹人生时，泪不自禁。

因签证问题，我不得不提前离开港大。我很怀恋香港大学和跟随张教授的那段日子。港大后面的太平山，不知消失了我多少散步沉思的足迹。从港大出来，张教授送给我一把重新衡量经济世界的尺子，送给我一个再看世界的新角度，送给我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知道那两年没有虚度，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走时送给他一条船模，里面装满了我对他的感激。

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告别香港，告别张教授。我本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学时的老师。他给了我奖学金我却因公务护照没在香港拿到去美签证。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门下，潜心研究黄有光教授的福利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和杨小凯博士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理论。真道是：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

澳洲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蓝天飘着白云，碧海惊起鸥鹭，风吹草低见牛羊，确是一片乐土。墨尔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誉，也有花园城市之称。MONASH大学就位于墨尔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规模的大学，综合评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经济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这当然是有了多产的黄有光教授的缘故。这几年又有了杨小凯博士助阵，连续在世界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学经济系现在的排名，也许已经更进一步了。

黄有光教授之学术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经济学家之列）。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更是手。我跟随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我刚去时经济困难，他要给我3000澳元私人资助。我有一身力气，当然不能要老师私人的钱。但此事使我极为感佩。

他也乐于同学生争论问题，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我在香港时，已萌生相对福利的想法：即一个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绝对效用决定，而是由与他人对比之相对效用决定。我常与有光教授辩论，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个人的福利不仅由他的绝对效用决定，而且也由与他人对比的相对效用决定。在小凯的指导下，我把这一思想变为一系列漂亮的数学模型。探讨追求相对福利对经济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黄教授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有出奇的化繁为简的本事。一个要用代数解决的问题，他用算术的知识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来。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敌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经济学前沿的复杂问题，却说不清许多基本甚至常识性的问题，他却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来这里，黄教授出题当面考我：请画出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解释为什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这是考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题目，他却用来考博士研究生，可见他对基本功的重视。他告诉我，以同样的题目，他已考倒几个博士研究生。对比张教授考我的见面礼（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毛病在哪里？），可见张教授偏重学生的潜力与创意，而黄教授则更偏重学生的基本功。虽然他们都没有偏废这二者。

跟随黄教授四年，的收获有两条：如张教授一样，他也给了我一把度量经济世界的尺子。即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评价，要以福利为准绳。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即追索问题的其所以然和逻辑关系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回到这把尺子上来。天下万事万物，以一量之，高低优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实的训练。他对我的要求，从英文错别字到运算公式的符号、标点，无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课时，他让我上讲台“教他”，他则在下面听，提问，质诘难。

我也喜欢诗词、哲学。我们经常写诗词，对对联，争哲理。他很喜欢我的一首“中秋怀燕京”，这词写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举云月斗，去岁一轮分外明，京城君叙旧。雾浓银辉稀，霜重黄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时，燕赵泪沾袖。

人说祸不单行，我则福常双至。在MONASH大学，我也有幸获得杨小凯博士的指导。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还没有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已飘落十年有余。见过不少大陆出来留学的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我实在数不出能出小凯其右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怪才，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学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说〈狱中精灵〉。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估计不出五年，将家（经济学家）喻户〈大学〉晓。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个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即将出版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与黄有光教授合著），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们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们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们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一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们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一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这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最近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及极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并发表在JCE上。而我的博士论文，则被全文接受为全美经济学会（AEA）1994 BOSTON年会的一个讨论专题。

在MONASH大学，我们也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讨论。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局世，文学和音乐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也从有光和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名人荟萃，专家云集

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还有一件事是使我感到自豪与骄傲，那就是我成功地组织了“中、港、台投资、贸易和经济前景”大型国际讨论会。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美国的有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经济学家ANNEKRUEGER教授提交论文，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LARDY教授。来自加拿大的有徐滇庆教授，来自台湾的有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台湾《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教授。香港有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廖柏伟教授。大陆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建章教授，中国投资银行的吕咸林行长，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张晓彬董事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湖南投资银行的国际部经理王健雄先生。澳洲则有黄有光教授，杨小凯博士，原驻中国大使、现为澳洲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的ROSSGARNAUT教授及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与会者还有来自日本、南朝鲜、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澳的学者和工商界人士。会议讲座的主题有二：一是中、港、台的三角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这一地区与澳洲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

会议讨论深入广泛，许多文章观点独到，质量一流。这次国际会议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澳洲各大报纸每天连续报导，各广播电台，包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出了会议的消息。会议开完后，好评如潮。我们经济系主任FREEBAIRN教授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开成功这样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你面临过多少挑战去解决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你的热情、远见、想象力和智慧，使会议终于象你希望的那样，一切顺利。”于宗先院长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以你的身份、处境，竟能成功地举办了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确属不易。更令人钦佩的是，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圆满地达成了目的。我可以说，很赞赏你的胆识和能力。这次会议的举办，对你而言，是次极有价值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你而言，相当重要。今后处理任何困难问题时，我想你都会将其克服。”高希均教授则说，这样规模和水准的会议，居然由一个学生组织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的这些评价，使我感佩万分。人生的价值，评价而已。

我为此会议准备了一年多时间，从筹款，请名人到具体组织。困难一个接一个。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怎么就能一个一个地将其克服了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获得了象于教授、高教授、闵教授、廖教授、国内外的学者和我们大学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议就不会成功。现在会议论文集也已由我我出版。

由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当国际会议主席，成功地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我算是开了先例。

十多年飘零，留学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十多年已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也更加难以言喻。抖不落雕刻的痕迹，洗不掉欧风美雨的浸染，和着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挚爱，以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深深联系。回首是一片留恋，举目前路茫茫。雄心略带伤感，抱负更沾迷惘。十年不过一瞬，未来才是舞台。我未来的舞台在哪里呢？再过十年，我还能写出一篇类似今天的文章吗？

后记：

此文写于九二年。在我开始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十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澳洲几所大学之一的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的经济和商学讲师。并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我那多年做生意，搞投资的经验，以及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密切关系与资源，眼看就要被学术竞争所埋没。是惜哉？！抑或悲哉？！

当我今天（2000年九月）再读与重修此文时，另一个八年又过去了。再过两年，让我再续写此文更浪漫的下篇吧。

老师：阅读此文，倾慕、感叹、神往相以激越，希望两年后能读到老师的续集，还能继续聆听教诲。

张政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1987年的上海，一个名叫张方的小男孩震惊了教育界：仅仅13岁的张方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所在的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王乾德躬身问小张方：“是谁教你的？”
张方告诉他：“是父亲。”
1964年，张方降生时，他的父亲张政正在摆地摊，一边高声吆喝，一边四下张望，看有没戴红袖章的人走过来，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神童”之父。
张政曾经是一名人民教师，但当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又有亲戚在台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被迫离开原来的家，搜模衡栖身于一个小阁楼里，全家人的生活都靠张政去小菜场摆地摊贩**的刨子。
张方小时候，由于父亲“不光彩”的出身，常常在街头巷尾被小朋友们追打。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把打架的人统统站一起处罚，还阴阳怪气地对他说：“小方啊，你长大后跟你老爸一样。”
张方经常泪光闪闪地哀求道：“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张政看到整日挂着眼泪的儿子，护犊之心大起，决定让张方留在家中，闭门不出，用《春秋》、《史记》中的历史故事，用《孙子兵法》中的哲理来打发儿子的时间。
张政代课的机会很少，一旦有了，张政就带着张方一起去。他要儿子在听课的同时，知道他父亲除了是个小贩、清洁工外，还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改变张方以及张政人生道路的转机，恰恰源于张政在工农速成学校代课时拿到的一份资料。这是一份美国科学院教育处霍尔姆兹儿童教育会议文件总汇，执笔者是世界级教育专家本杰明。S.布卢姆。
布卢姆在《教育过程》一文中认为：只要选择恰当的途径，即可把艰深的、甚至高等数学的内容向儿童灌输。
看完此文，一个令张政不“安分”的念头产生了：反正儿子无法接受常规的课码猛堂教育，与阳关大道无缘，何不独辟蹊径呢？
凭着多年当老师的经验，张政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存在钝感，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世做赋可塑期。而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小学数学教育仅限于教四则运算，在他看来，这是对儿童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时的传统教材是按学科发展历史顺序来“循序渐进”的，结果导致中学毕业也只学到中世纪数学水平，这样的“循序渐进”是不是科学？
张政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延用的是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模式，对教育过程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太机械，而不是依照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他对此非常不满，而他本人学贯数、理、化，便试图按某一主线，将这三门学科贯通起来。
张政很珍惜儿子的天性，他觉得所谓“人才”，首先是“人”，而后成“才”。那么，如何不逆儿童天性，而把艰深的概念、复杂的方法教给儿童，使其耳聪目明呢？
张政凭借多年的经验，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然后耐下心来，一一做了尝试――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张政对张方的教育方法是，首先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所以，张政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微积分的数学同时起步教。
在动荡的文革时代，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张政却有个宏大的设想，他要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把初中高中的数理化都教给刚到上小学年龄的张方。
为了培养儿子，曾经做过中学教师的张政开始自己编写教材，他跨越了传统教学循序渐进的体系，把中学的三角几何代数、大学数学的微积分，加上相关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合到了一起。
“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正是这个执着的信念，引导着张政在*“神童”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张政对张方的管教非常严格：天冷了不想起来，张政会掀张方被子；如果第二天背不出公式，张方有时会挨耳光。虽然张政说，教张方读书并不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只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但张方深深感到父亲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那种迫切心情。
直到四年级的时候，张方才回到学校读书。苏联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本分析习题集，水平达到大学数学系水准，有4800道题目，他大概做了3800道，数学水平已远远在同龄人之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
一天，张方与数学老师爆发了一场让父母至今记忆犹新的冲突。
那是张方做的一道求解梯形面积的题目，老师批错了，他就拿着试卷希望老师改回来，结果老师只是挖苦他。张方就跟老师辩论，老师说：“错了就错了吧，分数就不还给你了。”
张方很不服气，对老师出言不逊：“你到底会不会做数学题？”接着就给老师出了三道高中数学题，结果老师答不上来，面红耳赤。
宁铂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中国第一神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了他。当时，宁铂与方毅下围棋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1978年大年初二，张政在马路的壁报栏里读到了这篇报道。这让张政激动无比，多年来的教育成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
接到张政的推荐信后，中科大立刻派人来对张方进行测试考核，一共有7名中科大的老师来到上海。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张方从上午8点多一直考到下午5点多，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
考试时，张方遇到一道要求用归纳法解析的题目，没有学过归纳法的张方试着跟老师商量道：“老师，我能不能用其他方法解这道题目？”
监考老师一口答应下来。张方感觉到大学老师出的题目、思维方法更多元，因此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深深的向往。
等候在外的张政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不仅不担心，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说明张方肯定能解他们的题，考大学有戏！
果然没过多久，张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不满14岁的张方通过了中科大的测试，进入首届少年班。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张方开心极了，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问道：“大学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好玩的地方呢？”
张政微笑不语。从儿子小时候起，“考大学”就是他一直灌输给张方的目标，但那个时候，张方太小，对大学的概念很模糊，还以为大学就是一个乐园。
这一年，张方成为上海首位少年大学生，一时传为佳话。
在上海教育界，他是一颗闪亮的明星，被誉为“神童”。但张方对这个称谓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神奇，只是读书比别人好一点而已。”
从张政的“神童班”走出来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还是思维能力都超过了普通学生
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由于张方当时的家庭成分问题，政审没有通过，不准他入校。
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对第一届少年班的情况非常关心，得知这个情况后，给张方亲自做了批示：“允许入学。”迟到两个星期的张方这才得以进入中科大学习。
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的学生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在这个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环境里，张方看到周围的同学跟自己差不多，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于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张方后来回忆说：“感觉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还有一群水平相当的伙伴。”
大学时代的张方依然稚气未脱，喜欢搞些恶作剧。他有时候下课抓只青蛙回来，放到人家铅笔盒里头，等到别人一上课打开铅笔盒，青蛙就跳出来。上课的教授笑着问：“谁干的？”
1978年，全国上下对知识的需求到了饥渴和狂热的程度。少年班的“神童”们几乎成为全民偶像，全国上下都对他们热切关注并寄予厚望。
这批孩子已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张方说：“我们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礼物：南京一所学校的小学生寄来糖果和花生；一名*战士把历年获得的日记本送来，给我们当习题本；还有一位不知道叫什么的人大代表，每月寄钱来，要老师*东西给我们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和科学家前去看望，鼓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好好学习。
一个多月后，这批少年大学生被安排到各个系。
张方选择了近代力学系的工程热物理专业，梦想将来从事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他说：“小时候，父亲给我*了一个铅笔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我指着铅笔盒对父亲说，将来我要造大飞机。”
张政用独创的教学法将13岁的儿子成功送入中科大少年班之后，历史悄悄地翻过了他当清洁工、小贩的那一页，张政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开办了一个“神童班”。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张政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张方时，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表示愿意试一试。这个想法得到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
1978年9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8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
张政的招生简章是这样的：
学生：6-7岁的儿童，就近招收；
智商测定：基本属常态儿童。
如果实验成功，他们将在6到8年时间内，完成12年中小学全部课程，并进入理工科大学深造，在20岁时，他们将比常人提前进入创造发明期。
张政开始亲自刻蜡纸、摇油印机，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他“*神童”的“秘方”。
“秘方”告诉人们：智慧的开启使儿童变得聪明，胜于知识的传授，“神童”不在于他超常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他超常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即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教材的编写顺序上，张政抛弃了按学科发展历史先后顺序的做法，而是按儿童的逻辑思维发展能力。如在一步完成演绎推理的求解题中，原来的一年级算术，“进化”为代数或三角函数；原来一年级就要求解的应用题，从析题到解题需要二至三步推算，他使之“隐退”。
张政打破了数、理、化之间的学科界限。他在教三角函数时，物理就跟上力的三角解析；物理讲了定量、面积的度量，数学就跟上小数运算；代数讲比值，化学就跟上分子式运算。
经常引起张政反感的，是传统教材中常让儿童去计算生产队亩产、工厂生产率。他觉得教育要与时代同步，就要让儿童接受现代、至少是近代科学概念。他不教单纯的20以内的四则运算，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学会，他的基础训练就是要儿童走进现代科学的王国。于是，在他编的教材中，出现了周围的人听不懂，或者从不敢讲给儿童听的概念，比如线性规划、网络矩阵、拓扑变换。
在线性规划启蒙中，他出的题是：林晓有1角4分钱，铅笔4分一支，橡皮2分一块，有几种*法？答案用座标来表示。
在网络矩阵启蒙中，他出的题是：图中A、B、C三点之间有多条单向通道，要求学生将这些通道储存在矩阵中。
在拓扑启蒙中，他画出一个立体几何图形，要求学生从一个特定视角将其画在平面图上。
在二年级物理课上，张政就开始讲到重心、支点这类抽象概念。他画了几张画，通过画来提问：“杂技演员走钢丝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鸭子被赶时为什么会跌跤？恐龙的尾巴和头颈为何一样长？”学生们居然都听懂了。
张政把他编的教材命名为《儿童高等理科教材》，既符合儿童心理，又属“高深”的学科范畴。
五年后，实验班参加全市初中毕业生统考，结果平均成绩为：数学84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发散性思维”对比测试，实验班儿童的思维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与高二优生相仿。
1984年，上海市*教卫办决定：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理科实验班”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改革”科研项目，由上海师大教科所接管，评估进一步整体化、系统化。
1985年，张政“神童班”里的18名同学分别考入了交大、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当时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也不过16岁。
张政的“神童教育”第一次获得了全面成功。
因为一时冲动，“神童”张方成了“二等公民”，只能做临时工
在父亲的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张方却遇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
张方对搞学术、做科研、造“大飞机”一直怀有强烈的愿望，但他在毕业时却未能如愿。毕业分配时，由于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张方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系领导甚至没有把他安排到家乡上海，而是将他分配到了专业不对口的一家炼油厂――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
张方说：“他们说南京离上海挺近，工作后还可以考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张方感到十分不满，如果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坚持，很可能就留在学校了，也许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毕业分配的不顺利，是张方走上“非典型”成长之路的开始。
1983年，张方在大学毕业到工作之间有一段休假时间。由于对工作安排不满意，张方当时决定先不去报到，希望档案能退回原籍，恢复上海户口。
就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件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做生意。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个体户地位不高，何况张方还是一个顶着“神童”光环的大学毕业生，做生意绝对是相当大胆之举。
当年7月，张方和朋友一起筹集了几百元，在上海批发电子手表，然后跑到安徽的大街小巷兜售。张方刚刚“赚了一点小钱”，就被父亲张政制止了：“那不是白读书了吗？”
父亲要求他去南京报到。于是，在离截止日期只差一天的时候，张方赶到了炼油厂。
由于去做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人员，再加上工厂无法满足他考研的要求，19岁的张方仅仅在金陵化工总厂干了8个月。他对化工一窍不通，而且心存不满，在厂里的生活很不如意。张方抱怨说：“化工厂的味道、炼油厂的味道特别厉害，你捂被子还能闻到那个味道，是硫化氢的味道。”
有一次，老员工叫张方到催化车间去检查催化油性管，让他们戴着口罩爬进去。看到油性管里面布满了化学粉尘，张方坚决反对：“我不爬，我不想看！”
从小生活在书本里的张方，在工厂的现实里感受到极大的反差以及从没有过的挫折感，这个一向骄傲的小伙子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
不久，厂里因为张方不懂化工，过年时就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
不服管的张方一气之下丢下了户口和档案，不辞而别，只身跑回上海。这个决定，不仅让他失去了“神童”的光环，更让他在以后的19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张方无法在上海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临时工。
张方最初想到的是做老师，但是由于没有户口，街道里面安排就业没有他的份。有几个学校本来有机会让他去讲课，试讲也通过了，可是一听没有户口就连连摆手。于是张方只能以代课为生。
同样在一个学校教书，别人开工资，他就只能拿点代课费，福利一概免谈，甚至连个身份都没有。
原本打算安安稳稳留在代课教师岗位上的张方又没能如愿。开学后不久：校长过来找到他，说他的位置已经有正式教师来顶替了，让他赶紧离开。
当年风光无限的“神童”，因为一时的冲动，吞下了苦果。为了生活，张方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方的生活过不下去。1984年，张方回到上海到一些学校代课，有时还做家教、导游，甚至做泥瓦匠、木匠、电焊工，样样都肯干，几乎尝试了他所能从事的各个行业，只是从来没有机会研制飞机发动机。
就这样，仅仅三个多月，张方挣了800多元，*了当时非常罕见的电冰箱。
张方感到很欣慰：“我在炼油厂的工资才58元，而我当时一个月可以挣300多元。”相比之下，张方的生活境况甚至好于他的很多同学。
1985年，张方又约了几个朋友，筹资7000多元，到江西新余做服装生意。他们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服装。但父亲张政仍然激烈反对，要求他去考研。
恰在那个时候，张方的大学老师邀请他去深圳大学从事科研工作。那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思想解放。在深圳大学能源研究所，张方作为一名借调的研究员工作了一年多，但由于无法解决档案问题，最终未能留下。
眼看工作落实困难，张方决定出国留学。
1990年，张方赚得一笔费用后，回到上海学习英语。
1993年，他通过了托福考试。张方把出国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在拿到几家国外大学的入学许可后，为赚取留学必需的费用，他在深圳拼命干活，白天在一家宾馆做电工，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 *** ，教财经英语和高等数学。
然而，他费尽心机办好了担保和护照，却因“年龄偏大”等原因，签证被拒。三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三次拒签，彻底断送了张方的希望。
张方后来回忆说：“我*了一份美国的担保，用掉2500美金，然后自己一分钱都没有了。”连连失意的张方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
1997年，张方结婚了，一家三口住在徐汇区一条老式里弄的公房里。
2002年，张方的户口终于迂回了上海，但一切似乎都已经太晚了。
这时候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很多，张方已经没有昔日的优势了：学历没有优势，年龄没有优势，而且专业也没有优势。
如今的张方“子承父业”，与父亲张政一同在狭窄逼仄的家中开办补习班，以此为生。
当年张政的“神童班”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教育界的争议，“神童班”在办过一届之后没有再办下去。如今？张政又重新开办了“神童补习班”。
每到周末，六七个孩子总会聚在闵行碧江路的一间仅能容下一张桌子、一块黑板的普通小屋里，学习美学、哲学、工程力学等知识。
“美是什么？”张老师一发问，孩子们就纷纷抢着回答：“漂亮衣服！漂亮玩具！还有漂亮……”
“那爸爸努力赚钱，顾不上穿漂亮的衣服，他觉得什么最美呢？”
孩子们愣了几秒钟，一个小男孩说：“赚钱最美。”课堂中响起一阵笑声。
等孩子们又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最美的事物后，张政总结说：“高尔基说过，生活中完善的理想是最美的。”
孩子们歪着小脑袋，似乎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节儿童美学课从上午8点半一直上到10点半，中间没有休息。平时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这里特别安静，一直集中精神听讲。
张政站在黑板前生动地讲解着天文、地理、数学、美学，精神抖擞，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已是古稀老人。
教出一个又一个“神童”的张政心中最难过的，莫过于当年名噪一时的儿子张方至今无业，只能“子承父业”，以做家教为生。对于张政来说，他不知道谁应该对张方的遭遇负责，是生活还是命运。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常常陷入自责。
现在，张政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张方可以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他仍在为了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而努力。他经常对张方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有你。”
张政殷殷嘱咐儿子：“希望你能继承我这个教学研究，把只需要六到八年就能够达到高中水平的教学实验继续下去。因为公立学校都没有这个打算，我只能寄希望于你了！”
张方回答说：“爸爸，我没有你这样深厚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方面，渗透进你的思想还是有可能，全盘接过来恐怕不大现实。”
如今，昔日“神童”张方正把他曾经的学习方法教给更多的学生，星期一到星期五备课，双休日做家教。
在小小的家里，他正在实现自我价值。张方说，这个价值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虽然比不上企业家，但“相当于几个教师的收入”，足够满足三口之家的生活。
张方目前最担心的是社会保障问题，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按揭等。这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大，让张方感到越来越沉重。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老了以后怎么办，谁养我？养老保险我现在没*，也没有单位帮我交。”
即便坎坷如是，但回首这段人生路，张方依然觉得自己很成功，用他自已的话说：“以后我想写本书。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真实地活着，我能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享受到了自由发展的乐趣。即使在做泥水匠的时候，我也清楚，我这样做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做准备。”
天才教育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