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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纪元前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下面，我们所描述的是，中原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以前，也就是本区始建置而统属于中央*之前的景观变化。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这一阶段本区历史的可靠文献，某些地方志书上的点滴记载，大多不过是揣测之辞。我们只能借助数十年来本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其间免不了要有逻辑上的推断，不过，我们严守着先贤“于其所不知，阙如也”的教诲，力求摒除远离事实的臆想、这一阶段历时相当漫长，我们将它分成两个时期来描述。
新石器时期 (距今8000—3500年以前)近几十年来众多 新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时期，本区已经有了十分活跃的人类活动。
距今8000～6000年以前，今天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还是古海湾，在古海湾沿岸和岛屿上，本区的原始居民选择一些临海的低丘台地——例如潮安陈桥沟北、塔下石尾山，澄海内底和 南澳 象山——做营地，这些低丘台地一般高出水面l0米左右，背面有林木茂密的高丘陵作为屏障，距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有小河流或者湖沼可以汲水。原始居民在营地附近的山林里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嫩叶和果实，用石铲石锛挖掘芋、薯的块茎，用石戈骨矢猎狩鸟兽。他们把被驯养的猪和牛放育在山麓草坡上。他们借助原始的独木舟在海湾中捕鱼，拾贝。海边礁石上盛产的牡蛎，更是他们重要的食物。为了把这种鲜美的食品从坚硬的蚝山中挖出，他们*出名为“蚝蛎啄”的工具。日月更迭，年复一年，营地附近的贝壳竟然堆积如山。
离海稍远的丘陵地带，在韩江、榕江、练江、龙江的上游和小支流附近的小山岗上，分布着另外一些居住营地。这些营地一般建立在距离河面10～30米的山顶的平台或凹地上，周围有更高的山峰围绕着，向阳而避风。在一些河谷或小盆地，营地比较集中地分布，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区。例如，在练江支流金溪河中游，方圆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本区的原始居民至少建立了10个营地。他们在这些营地生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半农耕社会。营地中有用 竹子 和茅草搭起来的遮风蔽雨的棚寮，有制陶用的小型窑穴，居民们利用营地附近的瓷土和柴草，烧制陶器。金溪河就从营地前面流过。河谷的开阔处，河水潴积在低洼地段，成为小沼。河流附近有些台地已经开垦，种植起山芋、薯类和旱稻；在能够引水的低地和池沼近岸处，也点种下适合水耕的原始稻种。到距今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上述地带，已经呈现着一派农耕文化景观。
这一时期，本区和浙闽、珠江口之间，沿海交通开始发展起来；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本区和东南沿海原始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石器和陶器风格方面的某些类同，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
青铜时代(距今3500—2100年前后)这—时期，大约从商代中期延续到西汉前期，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距今3500—2800年前后)，在粤东和闽 西南地区 ，共存着一种被考古学界称为“浮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文化所覆盖的区域视为一个小方国( 饶宗颐 《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在这一个阶段，本区除了继续保持着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之外，在交通方面由于韩江上游汀江、 赣江 通道的打通，通过江西为中介，同中原商周文化开始有所接触。饶平顶 大埔 出土的青铜戈，就是这种接触的物证。本区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虽然在本区以外的一耻浮滨文化遗址中(例如福建南安大盈寨山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包括一些青铜工具；但是，这一阶段，本区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已发现的遗址中，只有少量的青铜兵器，石器仍然在生活和生产中大量使用。
潮汕地区 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 这一阶段，本区的原住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同。但滨海地带和诸江河中上游和支流河谷盆地的开发面积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扩大了。大型陶器和酒器的出现，说明粮食生产已经有较大的规模，农耕文化景观越发突出；迁移式的耕作方法，在已开发地区造成一些废弃的居址和耕地，并在若干个雨季之后，滋育出次生的丰草长林。植被没有破坏。
后一个阶段(距今2800～2100年)，本区经梅江与东江、北江上游地区的交通联系也建立了，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之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销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
这一阶段，南迁越国人传播的先进稻作技术对本区的景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石器中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和青铜农器的使用，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榕江中游出现了稻作区。原始的水稻点种耕作制度，也被火耕水耨制所替代。耕作制度的进步，使已经开垦的土地能有更多的产出，定居生活稍有保证。于是，本区的原住民开始建立比较大型的固定聚居点。粮食供应稍为充足，手工*业也就得到更快的发展。烧陶窑场的规模扩大了；石器*工场逐渐萎缩，取而代之，从事铜锡铸造的作坊开始出现。与此相应，人们开采瓷土、矿砂为原料，刈草伐木做燃料，郁闭的山林自然环境也留下人类活动的印痕。这一阶段，在本区的景观方面有一点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军事气氛的浓烈——近年来出土的众多青铜武器，便是明证。
秦王朝 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 南越国 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 赵佗 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文化上已经越化。故其时本区虽属南越辖土，而地处边境，景观上并没有很多变化。
二 纪元前1世纪至公元10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汉武帝 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岭南地区进入了国家版图。从这一时期起，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本区开始有了隶属中央政权的县郡建置。汉文化的输入，必定造成本区地理景观的变化。但要对这一时期的景观变化进行具体的描述，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可能获得的有关这一阶段本区历史的文献资料，依然不多，而这一个时段的考古发现甚至比前一时期更少。下面的描述，也只是在忠实于材料的前提下，尽力而为之。这一节，仍分两个阶段来描述。
汉晋南朝时期(前111—600)
来到本地区的中原移民渐渐增加，本地土著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本区的人口仍然稀疏，生产力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进步缓慢。农业开发所利用的土地仍以台地、低丘和山间盆地为主，稻作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榕江、练江中上游和韩江中游河谷地段，有较为集中的聚居点。丘陵和同地依然草木丰茂，生活着水鹿、堵獾等食草动物。沿海，盛产鱼虾贝类。这些都成为居民们措取捕获的对象。在本地居民的食谱里，肉类，尤其是鱼虾贝蚌，早就是不可缺少的副食。*的移入，为本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建筑形式。在韩江东溪出海口附近，龟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岗，平整了几级平台，营造起三合院型的汉式建筑，梁架结沟，夯土墙，瓦顶，高敞堂皇。汉式聚落景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
晋室东迁，又有中原移民进入本区，这也必然会引起本区的地理景观的变化。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的描述只能付之阙如。唯一可能指出的是， 东晋 末，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郡治在今天深圳南头)立义安郡，这是本地区设州郡一级建置的开始。义安郡领五县，众多的郡县建制，一定会造成聚落景观方面的变化。 潮汕地区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 唐五代时期(600—960)
唐代，潮州开发程度还是很低，生存环境仍旧恶劣。韩江三角洲许多地方还没有淤积成陆。山林茂密，野象成群。韩江和梅江鳄鱼出没，被称作恶溪。中原移民对本地高温多雨的热湿气侯很不适应。一直到晚唐，潮州都是有罪官宦的贬斥地。大历末(779)，常衮贬潮州，《谢上表》上有“慰抚海隅，少安疲氓”之语；到元和十四年(819)， 韩愈 贬潮州，《谢上表》也仍然说这里“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毒雾 瘴气 ，日夕发作”。
但自从常、韩贬潮以后，本区恶劣的地理景观开始有所改善。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又纷纷南迁，移民浪潮波及潮州，使本区人口数量较快地增长，经济开发程度也有所提高。水稻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韩江三角洲上部连接榕江、练江平原，有一大片稻作区。蕉麻是纺织生产最重要的原料，蚕桑也开始在本地出现。潮州郡城迁建于这一片稻作区的东部。城西葫芦山上，有贞元十二年(796)刺史李宿所建的观稼亭。当年车刺史，倚亭西北顾，大概已经是平畴一望，稻浪翻金了，到晚唐五代，为了捍卫这一片田园，竹竿山下有了堤围的兴筑。本地的陶瓷业开始崛起，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到城南洪厝埔、竹园墩，集中了成片的瓷窑群。作为陶瓷外销的支撑，本地的海上航运也发展起来。巨舰大舶，可以乘潮上溯到潮州城下。沿海，有了煮盐的盐灶。聚落景观方面，瓦房在本地已经很常见。北宋时，陈尧佐曾经对人说，自从宋璟到岭南任节度使，教人建瓦屋，广州才有瓦屋。岭南各郡都受影响，潮州的瓦屋建得特别多 (苏东坡《与吴子野》)。揭阳新亨发现的唐代大型瓦屋遗址，就是当时聚落景观的一个实例。佛教和道教在本地流播，小北山区的一些岩洞，被辟建为石窟寺，潮州广东的地位日见提高，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敕旨已经说“潮州是岭南大郡，与韶州略同”了(《册府元龟》卷631)。
三 公元10世纪至16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宋元时期(960-1370)
宋元两代，本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大批中原移民经过闽赣而落籍潮州，人口激增，大量劳动力的进入，促进了本区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本区的地理景观。首先，是出现了一些颇具规模的水利没施。本区西北部和北部，榕江、练江和黄冈河上中游的山间盆地、河谷坡地，建起了陂塘，农业垦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上部，利用已经淤塞的旧河道，开挖人工河芹菜沟，既可引水灌田，又可疏排积涝。潮阳河溪，乡人挖开山坡，砌石盖板填土，修建了地下涵道，又在涵道上留了18口竖井作通道，以便于清理泥沙杂物时进出。这条水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工景观。其次，为了更好开发利用韩江三角洲，经过长期实践，人们找到了筑堤御水围垦农田这一形式。宋代韩煤两大支流东溪和西溪堤围已经修筑到三角洲中部，三角洲西部龙溪堡以北，江东洲和东部横山以北的农田全面开发，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环境，三角洲农业从此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本区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渔业、盐业、陶瓷业生产都十分兴旺，航运和商贸也有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海洋经济类型。
从饶平到惠来，沿海有了不少渔港渔村。小江、招收、隆井三个盐场都有规模较大的生产。大概在北宋后期，王安中路过潮州，看到潮州盐业生产的盛况，咏出“万灶晨烟熬白雪”的诗句。潮州郡城(今潮州市区)附近，陶瓷业发达。东郊的笔架山，瓷窑遍布，有“百窑村”之称。从笔架山东南的仙田钵仔山，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后湖一带，也布满瓷窑群。这一片范围甚广的瓷器工场，生产规模可以和当时著名窑场媲美。随陶瓷业发展起来的航运业进一步发展，潮州、凤岭等大港口，樯桅林立，海舶北上泉州、兴化，以至山东，南下广府、雷、琼。
交通事业的发展，对地理景观的变化也产生了影响。宋哲宗时，盐官李前在今澄海程洋岗虎丘山北面，开凿了长达15里的山尾溪，沟通韩江东溪和北溪，以方便小江场盐的内运，这道古运河，为本地水网，增添了一个人工正景观。从福建经本区通广州的驿路(下路。上路是由韩江上溯，从梅江过东江，而后下广州，沿途多水路，在唐代已经开通)，开始修筑并不断完善。上广州一段，在南宋初，开始沿途种植树木，设置铺驿，有铺兵专管。东通福建一段，到南宋中期以后， 也屡有整治，铺石板，修石桥，修葺庵驿，行人都觉得很方便。桥梁大多为平板桥。最长的平板桥，是练江上的和平桥。南宋乾道七年(1117)开始，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完善，韩江上的桥梁也终于定型。这是一座粱桥和浮桥结合，造型独特的桥梁。它的这种特殊结构形态，一直保留到本世纪50年代。元朝，本区驿传发达，驿站制度更加健全，粤东联结闽西南与赣南的驿路建立，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而且一直到近代还发挥着它的作用。
唐代本区的人口，比较集中于北部的河谷台地和三角洲顶部。到这一时期，沿海的沙陇台地和三角洲平原中上部人口剧增，东部人口比西部要密集。根据《潮州志�6�1沿革志》记载，本区北宋的行政区划曾经有如下变更：太平兴国间东部的海阳县领6乡，西部的潮阳县领2乡；元丰间海阳县领7乡35都，潮阳县领4乡16都，其中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海阳县延德、怀德二乡，各领11都和7都。显然，人口的增长也使本区聚落数目增加了。
在工商业的*下，人口向城市拢聚，潮州城附近人口稠密。《三阳志》记载说：
(潮州)子城外带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东以江水隔，民居才二里。 方圆十里之地人烟熙熙。
可见潮州的城市规模已相当大。在城市建设方面，潮州子城和外城的城墙相继筑成。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籍户，潮州城市人口，比宋代减少。这与宋元之间潮州郡城附近的陶瓷业的衰落，应有关系。
宗教的影响日益加强，也使景观有所变化。庙观建筑大量增加。郡城的开元寺，灵山的开善寺，在宋代都有增修。潮阳的治平寺，揭阳的双峰寺、玄元观、招仙观，海阳的甘露寺、宝福院，府城里的玄妙观，这些闻名于本地的庙观，都在宋代建成 (《明一统志》)。佛教信徒建造的浮图，高耸入云。民间，各种神庙遍布。
游览景区的建设，是这一时期地理景观变化的新因素。府城的金山、西湖葫芦山，潮阳的东山，经过人工整治，芟草伐木，去除芜秽，建起亭台楼阁，使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配合映衬，相得益彰。有些山中岩寺，因为有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旅游景点。
地理景观的变化，在诗人们的诗歌中十分形象地反映出来。北宋末，王安中《潮阳道中》诗说：
火轮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
当时潮州驿道两旁，已是一派富庶的农耕鱼盐景观，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萌生了在这里隐居终老的念头。南宋时期，潮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更加接近江南先进地区的水平，大诗人杨万里有《揭阳道中》诗赞美说：
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明代到清代前期(1370—1670)
这一阶段，由于实行海禁，本区久远的工商外贸传统，受到抑制。农业经济却因为获得足够的劳力，有了可观的进步。地理景观也由此而有所改易。
宋代以来韩江中上游的土地开发和三角洲的围垦，导致韩江河道的淤浅。潮州、凤岭等离海稍远的海运港口消失，为沿海的柘林、辟望、�浦等港口所取代。但是，朝廷的禁令，使潮州海商只能从事一些近海转运贸易，港口显然冷落得多。
宋代盛极一时的陶瓷生产，因为失去运输上的支持，终于衰落。潮州城东，外销瓷主要生产基地笔架山窑，已经完全废弃。昔日那种白天烟雾缭绕、夜晚火光烛天的景象，如江水流逝，不能复返了。
也由于海禁的影响，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贸易为业的福建泉、漳、汀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而本区原有人口也持续增长。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中下部的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很多滩涂沼泽地新垦为农田，各种水利设施不断兴建和完善。韩江各分汊河道的堤防，宋元时期所修堤段经过重修或改建，提高了抗洪能力；新开发三角洲平原中下部沿江堤段，继续修筑。韩江及榕江河口兴建海堤防潮，蓄淡御咸。与此同时，修建关涵，疏通旧河道，开挖新沟渠，保证了堤内农田的引水灌溉和排水防涝。这些河渠还用于水上交通。例如，嘉靖年间，沿桑浦山北侧山脚开凿的中离溪，除了发挥排灌渠道的功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成为龙溪等三都往来揭阳县城的交通要道。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从粗放耕作变为精耕细作，双季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加强。经济作物种植业崛起为最发达的商品性生产部门。甘蔗、棉麻、水果等的种植具有一定规模。嘉靖《朝州府志》记载，当时潮州种植的水果有29类，其中柑有7种，桔有2种。潮州柑已成为地方名产，郭子章《潮中杂纪》评骘说：“潮之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臭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此足甲天下。”这些名优水果也做为商品*。薛侃《开溪记》陈述开凿中离溪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就说韩江西溪三角洲上莆、东莆、龙溪诸都，“出桔柚诸果”，因为河道湮塞，“贩鬻以脚，商行弗便也”，这一时期，潮汕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开发并得到合理使用。丘陵边缘的低台地，种植着成片的甘蔗。水源充足的大田上，稻禾离离。韩江三角洲上，沉积土层深厚的地段，柑、桔成林，果实累累。地势较高的沙陇，也栽种起棉、麻。许多低丘陵和高台地开垦为果园，龙眼、荔枝、摈榔、橄榄、柿、柚……，满园飘香。

五邑华侨历史

江门市管辖的新会、蓬江、江海三区和代管的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通称江门五邑。它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长283公里，海域有大小岛屿70多个。它毗邻港澳，近距东南亚，早在明代就设有外国船舶停靠点。总面积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5.03万；海外华侨、华人215多万，占侨乡人口的57%；加上港澳同胞149万多，则达96%。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加拿大最多，有132万多人。在乡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196.48万人。
五邑地区向外移民历史悠久，自唐、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大规模移民则发生在*战争以后；迄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两次移民*：一次是1840——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法案）；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公元，下同），黄巢起义，从山东一直打到广州，波及新会，兵败后逃亡苏门答腊等地的人流中，相信会有五邑人。
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进行灭宋决战，10万“勤王”宋军牺牲，约有3万败兵和百姓逃亡南洋，其中有不少五邑人。宋亡以后，五邑地区发生多次“抗元复宋”的农民起义（如1283年新会林桂芳、黎德分别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也纷纷逃亡海外，成为华侨。
明朝初厉行海禁。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官方以“朝贡”为名进行海外贸易，广东设有市舶提举司，广州成为主要对外港口之一，新宁（今台山）设有广海、望峒、奇潭3个“沃口”（临时泊岸点）。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30多个国家。明朝中期，公元1442——1552年，五邑地区发生上10起农民起义，少则数千，多则10万之众，先后被镇压失败以后，不少人逃往南洋。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朝廷废除海禁，此时就有开平人出洋经商。明嘉靖32年（1553），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渍水货物，开始占据澳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争相霸占了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许多殖民地，需要劳动力开发，先是在非洲贩*上千万黑奴到美洲等地；后来又转向东方，并早在1519年葡萄牙人就在中国沿海抢掠和拐骗我国人民到葡属东印度垦殖，并在1519、1523、1556年3次进犯新会，掠*良民出洋；荷兰人也同时在闽粤沿海招募华工；后来更演变为大规模的“苦力贸易”，澳门成了重要据点。由于澳门紧靠五邑，因此很多五邑人经澳门出国或被骗到澳门“*猪仔”出国。
清朝初期也实行海禁，并厉行“迁界”政策，民间出洋很难，但也不能禁绝。在《新会乡土志》和那伏高氏族谱中，记载了沙堆人高竹，经过“迁界”、“复界”的折腾，回乡一年又遭贼犯，父母双亡，年仅10岁（1668），就被迫逃往澳门，后又到了泰国，习医16年，回国后当了康熙皇帝的御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和归国的五邑华侨第一人。清初，五邑地区发生多起“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如：顺治2——17年（1645——1660）发生新会三江、外海、籁竹门的农民起义；顺治4年（1647）新会独冈（今鹤山）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合10万众。这些起义失败以后，许多人乘船逃往海外。清嘉庆年间（1796——1820），新会潮连人张保仔落草为寇，极盛时达20万众，后被清军“剿”、“抚”兼用而降清，而拒绝投降的六、七万人，大部分飘洋过海，到了菲律宾、婆罗洲和马来西亚等地，成了华侨，其中不少是五邑人。
根据专家综合史籍统计，到*战争前，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华侨100万人以上，主要是福建和潮汕地区人民，其中亦有相当多的五邑人士。
1840年*战争以后，“苦力贸易”造成第一个出国*。据统计，仅全国被拐*出洋的“猪仔”就达205万人之多。
*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香港成了新的“苦力贸易”中心。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战争，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以容许自由移民为名，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此时，五邑地区天灾频繁，租税沉重，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兼之土、客械斗，土匪猖獗，许多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或被迫“*猪仔”出国。咸丰四年（1854），五邑发生10万人参加的江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逃亡海外。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新会人黄德滋兵败率余部乘船数十艘，渡南海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后聚居墨尔本，其后代繁衍至今达数万人。1855——1867年，发生在台山为中心的土、客械斗，持续12年，仅赤溪外逃者就达10多万人，其中“*猪仔”到南美洲的就有二、三万众。1848年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发现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接着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发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五邑地区以“契约华工”，“赊单工”等形式或自由移民，出现了出国移民的大*。仅1854年美国三藩市当年成立的宁阳会馆就接待了8，349名台山人。据统计，从1840——1876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有15——17万人，其中五邑人士12.4万人；加上到加拿大、古巴、秘鲁、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五邑移民，估计超过20万人。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排华运动从美国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蔓延，使五邑地区出国人数骤减，向外移民走向低潮。少数人仍冒险偷渡入境，有的则转向尚未排华的东南亚地区。1906年美国三藩市大地震，移民资料全部被毁，大批五邑人以“纸面儿子”的名义进入美国，但也使许多移民遭受在天使岛被囚禁审讯之苦。1872——1875年，香山人容闳组织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10名为五邑人，同时还有其他自费或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自此又有一些留学不归的华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建立了民国，使广大华侨看到了希望，纷纷归国办实业。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日本步步进逼，。。。。。。使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不少贫苦大众继续出国谋生。1914——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缺乏劳动力，又有一批香港海员和五邑同胞移民到了英国和欧洲各国。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剿共”以后，一些*员和其他革命者被迫逃亡海外，当了华侨。这些断断续续的移民活动，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完全停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五邑人又一次兴起移民*。其主要原因是：（1）美国（1943）、新西兰（1944）、加拿大（1947）、澳大利亚（1965）先后废除排华法令，尤其是美国，允许华裔复退军人和单身华侨来中国娶妻带往美国，允许家庭团聚赴美，于是侨属纷纷出国，使往美移民的人数大增；（2）蒋介石政权腐败，又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致使移民出国者众，不仅去美洲的增加了，有的还到东南亚及欧洲各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的*官兵和疑惧*当政的人士也纷纷出国，直到1952年对香港、澳门封关以后才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随之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加上当时国内政策过左，使五邑侨乡正当出境者减少，而偷渡到港澳者增加了，尤其在“文革”期间。这些偷渡客有的再由香港出国当了华侨。
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五邑地区和全国一样，大抓落实侨务政策，使正常出境的人增加了，除家庭团聚、继承财产者外，出国留学、经商、技术移民者也增加了。据查，到1998年止，共有38万人出境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定居，平均每年都在万人以上。
五邑华侨出国历尽苦难和牺牲，为当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邑华侨和全国其他地区华侨一样，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痛苦，其中最悲惨的就是*战争前后以“契约华工”、“赊单工”形式“*猪仔”出去那批老华侨。这些人多被拐骗或诱骗到港澳“猪仔馆”，拳打脚踢，强迫你在“*身契约画押；上船后又被当囚犯那样塞进统舱，有的在船上就被折磨致死；到岸后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受尽种种虐待，不少人被摧残致残、致死。那些幸存者多孤独一生，客死他乡，少数送骸骨回乡安葬。近年新会发现6处华侨“义冢”，埋葬无人认领的骸骨，其中一处就有387具（1888-1892年）。香港新会商会也安葬313具在新界（原系1935年由美国罗省及古巴、越南运回香港的，因家乡1938年沦陷，后又发生太平洋战争，故此）。
华侨在各国作出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在美国。他们开采金矿，仅加州1848——1883年就产黄金12亿美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参加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上万华人担负最艰险的路段，牺牲了千人以上。接着又参加建筑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路。1964年内达华州建州100周年时，州*用中英文镌刻了纪功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他们开良田，仅加州就开垦出1800万亩。筑路和改良洼地两项就为美国创造了2.89亿美元的财富。因此梁启超认为：加州的繁荣“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此外，五邑人还把新会柑移植到美国。如今，和江门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河滨市人民还十分怀念甘边（台山水步）人的功劳。
在加拿大，他们除了开采金矿作出重要贡献外，最大的贡献是参加修建长达38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1982年9月25日，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起点耶鲁镇，竖立一块铜质记功碑，用英、法、中三国文字刻着：“19世记80年代初，承包商安德鲁·翁得东自中国招来数以千计之华工，协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越卑诗省华山之铁路，沿太平洋与先瑞利拉奇之间工段，每4个工人中华人占3名，工作虽优异，但每日仅得1元，为白人工人薪给之半。又因工程艰险，由疾病与意外事件而残废者甚众。铁路建成之后，定居于加拿大之华工，遂成为今日卑诗省华人社团社区之基石”。为修筑此铁路1万华工中（占七成系五邑人士），死亡者达4000多人。
在巴拿马，为修筑巴拿马运河和巴拿马铁路，有2万多华人华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多数为五邑人。
在东南亚，华侨参加开锡矿、种橡胶、开发商埠，功绩卓著，其中也有五邑人的贡献。在新加坡原莱佛士博物馆前树立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座基上镌刻着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在新、马华人历史上，著名的五邑成功人士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长炎和赵煜，以及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南洋巨富陆佑等。
五邑华侨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侨对当地的贡献，不但表现在早期经济建设方面，在华侨内部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组织社团，发展教育，开发唐人街，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与人为善，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所在国反击法西斯侵略和战后支持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在美国的华侨坚决支持美国*反击日寇，参军的华人超过1.3万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有1.5万华人海员在美国和英国的船上服务。陈纳德将军组织的“飞虎队”第14服务队有1300人，几乎全是五邑华裔。在加拿大，有500多华人入伍；华人购*的国债达1000万元加币。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48（华侨）支队”（简称“华支”），其中广东大队100多名官兵都是五邑人士。“华支”战斗三年，伤亡110多人，其中五邑华人占38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成为打击日寇的主力。不仅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并在马来西亚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其他国家，华侨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华侨在所在国积极支持当地人民的独立斗争，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给予大支持，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例如，越南二战后的抗法、抗美斗争，就有许多华人参加，不少人还牺牲了生命。这些国家独立后的重建中，华侨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心难测，世间“过桥抽板”的大有人在。一旦所在国出现经济危机，往往就拿华侨开刀，以转移人民对当政者不满的视线。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随着加拿大、黑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也掀起排华运动。二次大战后，又发生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1950）、印尼（1960）、缅甸（1964）、柬埔寨（1975）、越南（1979）、等国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其中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华人死的最多、最惨，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返回中国的也最多。这些排华事件，不仅华侨、华人受害，当地人民也受到损失。这就使所在国家不得不在若干年之后重新检讨得失，重新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华侨社会也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华侨已经取得当地国籍，暂时持有中国护照的新移民，过几年也将取当所在国国籍，由华侨变成了华人。思想观念上也从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经济条件也上升了，小康之家增多，并有相当部分人已发展成为大财团、大企业家甚至是跨国公司老板。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华人的文化质素和参政意识也大大提高了，出现了许多教授、学者、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台山人）、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台山人）、秘鲁前总理许会（开平人）等。据调查，在367.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 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对华人来说是爱祖籍国和爱原籍乡），五邑华侨也不例外。一是政治上关心国家的命运，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尤其热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纵观华侨爱国行动的历程，共有三次爱国主义热潮：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推翻清朝封建主义制度、建立*共和国体、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钢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大伟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他先后组建了“兴中会” 、“同盟会”和*，我五邑华侨都踊跃参加。如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有20多人，五邑华侨为数甚多。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开平籍华侨邓荫南为值理。1895年孙中山先生又与外海人陈少白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创办了《中国日报》。为了推翻清朝政权，孙中山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全靠华侨支持，五邑华侨贡献很大。如新会港胞李纪堂、开平华侨邓荫南为支持革命几乎倾家荡产。为了筹备1911年广州起义的经费，在开平侨领司徒美堂的提议下，加拿大致公堂将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所党部大楼典押出去。直接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五邑华侨为数不少，其中开平华侨邓荫南和谢缵泰还参与指挥，台山美国华侨马湘担当孙中山警卫，几次参加战斗，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多位五邑华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叛贼陈炯明。由于支持革命有功，有的华侨被邀回国参加政权建设。在中华民国临时*等机构中任要职的五邑华侨有：黄三德、梅乔林、黄佰度、李是男、黄芸苏、朱卓文、马超俊、马湘、黄湘、黄光锐、邓荫南、谢缵泰、陈军平、邓泽如、赵公璧、伍廷芳、陈少白、李一谔等。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抗战以后，到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期间，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达到了巅峰，不论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人力、物力、财力对祖国的支持，以及华侨本身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方面，都是空前的。面对日本法西斯亡我中华最危险的时候，所有华侨都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使命感，挺身救国。其主要表现有：
组织各种救国团体。把广大华侨组织起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救国总会”。在印尼司徒赞（开平人）为首成立了类似团体。在美国，以五邑人司徒美堂、邝炳舜、阮本万等为首的救国团体，其分处达92个之多。……
用办报、办电台、办文艺演出形式，向广大华侨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发动，激励大众奋起抗日。
捐款、捐物、认购国债，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早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2“1.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境外”的政策，在1937年“7.7事变”后，我国进行全面抗战，华侨捐款、捐物和认购国债的热情更为高涨。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本人捐了30.5万美元，募捐3，500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本人捐款10万美元，募捐500万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当时国民*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北婆罗洲新会华侨郑潮炯，从1937——1942年，一边义*瓜子，一边发动华侨捐款，共得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救总”。1940年，他与夫人钟彩合商量，将刚出世的男婴*给别人，得款80元，悉数捐给祖国抗战。此外，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仅抗战初头3年，美洲华侨捐物折款达国币250万元。抗战初期纽约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在印尼，司徒赞等从1937年7月——1942年12月，就捐了5000万港元，购*物资寄往贵阳。
为了抗日，美国华侨还开办飞机工厂，帮助祖国生产战机与日军作战。为了阻止美国*废钢铁给日本，侨胞们开展“不供给运动”，拦阻运载废铁的轮船装货、启航到日本。
为了抗日，许多热血青年回国参军，仅日本就有8000人，缅旬160人，其中不少五邑子弟，台山人林基路烈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五邑华侨青年参加空军的人数甚多。其中有9名台山籍的飞行员黄新瑞等就击落日机22架，另与僚机合作击落8架。在抗日战争后期，陈纳德将军组建“飞虎队”，其航空地勤人员、飞行员有很多五邑美国华侨青年。1996年4月，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内建立一座是抗日航空纪念碑，上面刻着881位抗日烈士英名，其中有23名是五邑华侨子弟，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外，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开辟中缅之间的陆路运输线，“南侨总会”组织2000多名华侨青年司机参加运输战争物资，其中也有不少五邑华侨青年。
华侨在建设祖国和建设家乡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在上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贡献最为巨大。其表现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是侨汇，它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柱，亦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契约华工”、“赊身工”挨过*身期限以后，通过艰苦创业，节衣缩食，从清朝同治年代（1861——1874）起台山等地就有了侨汇收入。据专家统计，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全国侨汇总额达35.1亿美元，平均每年4200万美元，五邑地区约占20%左右。其中台山最多。台山1930年达3000万美元，1937年达1.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侨汇收入仍然源源不断，在改革开放以前，其作用非常突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贸易外汇增加了，侨眷生活改善了，侨汇收入及其作用才有所下降。
第二是回国、回乡投资，支持国家和侨乡的建设，共有三次*，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十多年间，是第一个*。当时华侨在外积累了一些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又给华侨一个机遇，因此就纷纷回到香港、家乡和祖国各地投资。回香港发展的五邑华侨，有一批成了巨富，如冯平山、利希慎、林裘谋、李石朋、陈瑞祺、伍时畅、黄润棠、张子芳以及黄克兢、吕志和等，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又积极支持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由于有许多华侨回乡建房、商埠，办工厂，建公路。使五邑真正形成了侨乡。这个时期，有的五邑华侨还在广州、海南岛、广西、上海等地进行投资，其中广州爱群大厦就是最大的一项，至今天仍然完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华侨回国参加建设工作，同时也有一批华侨回来投资，但由于当时政策所限，主要是通过华侨投资公司来办理，其规模较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港澳同胞回国、回乡投资最多，唱了主角；华侨、华人的投资比前也有很大的增加，并且还引荐不少外国财团前来投资，其作用也是空前的。1979——1998年，江门五邑共有外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15，322家，实际外用外资40.3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3，850家，实际利用外资38.48亿美元。而港商“三资”企业就有3，050家，实际利用外资28.03亿美元；澳门商投资“三资”企业354个，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
第三是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这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优良传统，对家乡帮助很大，其中以捐资办教育最为突出。台山从1912——1945年，华侨捐建的中小学校就有78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掀起新*，从1979——1998年，五邑港澳同胞和华侨捐资总额达42.23亿港元。兴建学校2，117间（278万m2），医院297间（68万m2），敬老院324间（14.58万m2），影剧院、图书馆、文化室177间（17.61万m2），桥梁825座，道路3，549公里，自来水工程778宗。接受捐资最多的是五邑大学，近2亿港元。捐资最多的港澳同胞是利国伟、陈经纶、谭兆、伍舜德、黄克兢、黄祖棠、黄球等。捐资最多的华侨华人有李盘石、黎耀华、谢文启、伍求登等。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表彰他们，江门市共授予四批417人为江门市荣誉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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