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援助民国大学留学费用 谁有高士其爷爷的资料

高士其，（1905-1988）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1931年回国历任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桂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食品研究所所长，《自然科学》副主编，一级研究员。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中国科协顾问、常委，中国科普创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护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去世。

中文名： 高士其
别名： 原名 高仕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福建福州人
出生日期： 1905年11月
逝世日期： 1988年12月19日
职业： 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 医生

高士其，原名仕錤，乳名贻甲，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民国7年(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民国14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民国1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留校攻读细菌学医学博士课程，在研究脑炎病毒时，瓶子破裂，染上脑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民国19年，毕业回国，到南京中央医院任检验科主任。后辞职到上海从事科普创作，翻译《世界卫生事业的趋势》、《苏联医学概况》，写英文诗《圣诞节的月亮》，编写《儿童卫生读本》。民国21年，发表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民国24年起，先后发表《细菌的衣食住行》、《细菌大菜馆》、《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和《细菌儿自传》等科学小品。抗日战争时到延安，任陕北公学教员。*和周恩来先后看望士其。士其写了《国防科学在陕北》、《我在延安》、《鲁迅逝世三周年》等文章。 　　民国28年1月，加入中国*。同年4月，组织派专人护送士其到香港治疗。民国30年底，到广西桂林搜毁养病。 　　民国33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士其在广州写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电子》、《黑暗与光明》、《悼四烈士》等作品，以及第一首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 　　民国38年5月，到北平。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
编辑本段学习阶段
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高士其
于是他毅然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为拯救劳苦大众与病魔作斗争。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他没有被病魔所吓世伍备倒，带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橘漏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 　　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编辑本段科普创作之路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 　　 高士其
住，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慌马乱的情势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饥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办事处就用一辆军用卡车，将他和十来位同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送出西安。经过三天的山路颠簸，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来看他。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好友重逢，格外亲热。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党的关怀和照顾，使高士其的革命积极性更为高涨，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满腔热情地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讴歌和介绍边区抗日活动的诗篇和文章，并在1938年2月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预备党员。他高兴得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延安的药品供应又极其困难，他从上海带来的一种特效药亦已服完，党组织断然决定，不惜代价，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这样，他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经历了不少惊险与艰辛。庆幸的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两三天没吃东西，幸被一位留下来的邻居老太太发现，每天烧点稀饭喂他，才没有被饿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才得以从香港到九龙，找到了他，发现他还奇迹般的活着，真是喜出望外。以后黄秋耘同志又经过千难万险，机智地突破了日军的重重检查，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供应前线，并在工作之余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科学小品，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顾他。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这可说是自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但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叶挺将军的家属之后，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经撤离，就特地前去看看。这一看才发现高士其被锁在房间里，才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下了船以后，要翻过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愿让人抬他，坚持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自己走，脚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声。晚上住宿在一所关帝庙里，被马宁夫妇发现了，没有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调了一点消炎药给他敷上。谁知关帝庙的老鼠特多，夜里老鼠闻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结队地来啃食高士其的脚后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鲜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块肉才被痛醒。高士其发现原来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进攻，就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去捂着脚后跟，老鼠也会欺负人，竟毫无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马宁夫妇才发现高士其的惨状，痛心得直哭，目睹这一惨状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黑暗统治、呼唤*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从此，高士其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摆脱了几度濒于死亡的险恶处境，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一个接一个负责联系、照料他的众多地下党同志的精心护理与冒着极大风险的及时营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关键时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难中得以死里逃生。没有*，没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众就没有后来的高士其。高士其也从中牢固地建立了与党、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热爱这个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编辑本段作品选摘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金霜？ 　　（选自叶永烈《论科文艺》）
编辑本段作品介绍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个人作品
例如，高士其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金霜？书名：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上、下集） 　　作(译)者：高士其 　　出版单位：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0-04 　　内容介绍：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自三十年代以来写了大量科学文艺和科普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上集收载作者解放前的作品，主要选自“菌儿自传”、“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和“活捉小魔王”等书。下集收载作者建国以后的作品，分科普作品和科学小品两部分。这些作品，形式多样，通俗易懂，读来引人入胜，既普及了科学知识，又给读者以思想启发。 　　书名：高士其全集 　　作(译)者：高士其 　　出版单位：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1-08 　　获奖情况：1994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荣誉奖 　　内容介绍：高士其同志是中国当代的细菌学家和著名科普作家。他的科普作品，尤其以细菌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脍炙人口，成为科学内容和文学形式融洽结合的典范。自30年代以来，高士其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和科学诗，并在科普创作理论和推动我国科学普及事业上做出杰出的贡献。 　　《高士其全集》共四卷。第一卷为1949年以前的科普创作；第二卷为1949年以后的科普创作；第三卷为高士其一生创作的诗歌；第四卷为高士其一生的论文、讲话、题词和本人晚年撰写的回忆录。 　　《高士其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在过去曾发表过；第四卷的回忆录，是高士其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亲笔撰写的，从未公诸于报刊，这次经整理，在全集中首次发表。 　　高士其一生著作繁多，有些在不同报刊发表的内容相近或雷同的作品，我们就不一一收入了。为了尽量保持高士其创作的原貌，收入全集的作品，大部分选用最早版本或原稿，参考以后各种版本编辑而成。 　　《高士其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冰心同志亲自撰写了序言。康克清同志为本书出版题词，经方毅同志和周培源先生的同意，将方毅在“庆祝高士其同志从事科普与文学创作五十周年暨八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培源追忆高士其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收入全集。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郭正谊研究员主持，编辑工作由副编审郑百朋同志和高志其同志完成。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创建中国式现代新型的私立大同大学“大同”，1912年3月至1922年10月称大同学院，1922年11月至1952年称大同大学，1952年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她的创办者，是原在北京清华学堂任教的11位血气方刚的知识分子组织的、以胡敦复为社长的立达学社。这批知识分子由于不甘忍受美国列强在清华学堂对中国文化的肆意侵略和对中国教员的任意摆布，愤然离开北京，到上海创办不受外国干涉、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取校名为“大同”，系取义《礼记，礼运篇》，揭大同之意；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选定首任校长胡敦复26岁生日，即1912年3月19日正式开学，以后便以3月19日为“大同”校庆日。她是中销物罩国知识分子执着追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道路的产物；是中华民国临时*成立后，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所高等学校。
这所学校，既没有*的扶植，又没有大资本家的援助，完全凭着这10多位教书先生爱国忧民的赤忱、坚定办学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首先由发起人捐款，以228元起家。起初，在上海市南市区肇周路南阳里租赁民房，先设预科和普通科，校名称大同学院。为建设校舍，胡敦复多方奔走筹集资金；他团结，教书育人，确保教学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建校之初，立达学社社员在“大同”教书、办事，不仅不取分文报酬，还将自己在外兼课*收入的20%捐献给“大同”补助开支；他们个个节衣缩食，住斗室，穿敝衣，吃粗羹、乘电车，一切为了“大同”的建设发展。
一年后，所收学费和社友捐薪，积蓄了相当数目，便在上海南车站路北首购地9亩，自建校舍。落成的第一座楼，题名“近取”楼，是为纪念立达学社，取之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近取诸身，远譬诸人”句，铭志学社耕耘；第2座楼，题名“自考”楼，是为纪念校长胡敦复的功劳，取之于易经“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第3座楼，题名“自试”楼，是纪念“大同”的有功之臣、数学家吴在渊，取之于易经“鱼跃在渊，自试也”。1914年夏天，学生迁入新校址上课。因感国家极需人才，决定再办大学预科，为出国留学做准备；自1916年起，先后增设英文和数理两个专修科；后来又设大学文科、理科及商科。鉴于“大同”10年的发展，1922年11月5日，北京北洋*教育部批准立案，将大同学院改名大同大学，胡敦复继续担任校长至1928年曹梁厦接任。
“大同”有以下4个主要特点：资金自筹，教学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在国内首倡男女同校同班，胡敦复的堂妹胡卓是“大同”的第一个女生，1916年入学；从开办之日起就采用学分制，是国内率先采用学分者，为国家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师资队伍整齐，虽然至1916年，全校教职员总共21人，到1932年才32人，但精兵简政，个个学有专长、人人都能登讲台授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确保了良好的教学质量。
20年代中期，大同大学的中学部（即普通科）已声誉卓着；又增设测绘专修科，大学部的文理商各科相继正式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之后又办工学院，设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各系；其中数理、电机两系的教学质量更蜚声全国。到30年代，学校基地发展到100余亩，建筑物齐全，图书仪器充实完备，学生人数近千人，已成为上海地区极具规模的私立完全大学，其规模和教学质量均可列入国内第一流高等学府。但是，立达学社的社员，因创建“大同”，长期过着艰苦劳累的生活，积劳成疾，到1935年，已有顾珊臣、华绾言、吴在渊及后来发展的胡明复4位社员，不亏闹幸早逝，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耗尽了心血。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竟将这所由中国知识分子用血汗换来的高等学校毁于一旦。“大同”师生因无经济实力转移后方，胡敦复等大同领导只得留守上海；抗战后再次依靠立达学社社员、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在“大同”学校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作第二次艰苦创业，使“大同”获得了新生。到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数高达2700人，中学部学生发展到2500人，在当时上海的公私立学校中，学生数占居首位。胡敦复从1911年底酝酿创办“大同”开始，至1949年离开大陆止，近40年，一直把创建、发展“大同”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两度出任校长共长达20年，还一直担任蚂芦大同大学董事会董事。其间，虽曾在南北多所高校任职，但他始终牵挂着“大同”，一直参与“大同”的工作，“大同”耗费了他一生中的主要精力。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他的弟、妹胡明复、胡刚复、胡范若、胡芷华，堂弟、妹胡宪生、胡卓，子女胡宜南、胡新南等亲属，在国内外学成后到大同大学服务多年，他们也都全力支持父、兄的事业。
70年代后期，胡敦复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大同大学办学的6条经验：“1．降低办学费用，使有更多的钱用于教学与科研。2．有一支热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使开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强。3．有一个能事先规划周详的领导班子。4．有良好的信誉，博得人们的信赖。5．取得广泛的信誉后，需要的时候，就容易向外筹款。6．组织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为名利，热心教育。”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内忧外患频繁的年代，胡敦复带领十多位教书先生，白手起家创建“大同”，在没有外援、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两度将其发展成为一所中国著名的现代高等学校，其特殊性在中国别无多得。胡敦复总结的成功的办学经验，对于中国当今的高校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战期间，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援助国民*的，二战结掘租模束后的国共内战期间，才出现苏联援助中华，美国援助*的情况，这是苏美两个大国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型斗接受的是苏联的援助，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基本上停止了。援助的本质没有不同，无非让各自的势力扩大一步而已。至于你说的负面影响，我觉得不能这么考虑，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反对势力，双方都会有外援的，谁都想活下去，都是为判缓了这个国家，真的存在谁正义谁反动吗？无非成王败寇而已。如果双方能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福气，如果非要武力解决就是人民遭殃。

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旦陪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拿迟亮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消宽诚捕捉。这说明美*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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